六一儿童节已至。当城里的孩子手捧鲜花、气球，脸上绽放着欢庆和喜悦，跟随家长，或在游乐场嬉耍，或在科技馆流连时，可曾想知，农村留守儿童的这一天也许和平常并无二致。他们远在他乡的父母一年难得回一次家，他们年迈的祖辈不可能为了一个儿童节日而放下活计欢笑庆祝，以让单调的一天有所不同。

　　他们的脸上写着孤独、渴盼和一种脆生生的怯弱，少了几分孩童自有的活泼。他们的“六一”，在城里孩子的笑容之外。

　　传统家庭结构解体 留守儿童成“问题”

　　据2014年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2005到2010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增幅为4.13%。一个庞大而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缺少父母关爱的生活、贫瘠苍白的处境，令人揪心。

　　每三个农村孩子里面，就有一个留守儿童。国家卫计委今年5月公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超过1/3，留守老人接近1/4。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模式。

　　年轻的农村父母为了生计离乡在外，留下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窘迫，农村有限的经济来源，繁华大都市的机会，都推着他们往外走。

　　一个完整家庭，因其中成员的迁徙，而分裂成两部分，离开家乡部分和留在家乡部分。本为一个，却出现了“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两种形态。“流动”和“留守”背后，是中国农村家庭发展的困局。

　　农村传统家庭结构解体，几代同堂名存实亡。造成这种传统家庭结构解体的，其实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的瓦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投入大，周期长，收益小，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都选择外出打工，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打工经济”，进而取代传统农业经济成为农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

　　“由于发展向城市倾斜，导致本该在农村照料幼儿和老人的农村青壮年转移到城市。对于乡村青年来说，外出打工就像成人礼一样，现在的乡村已经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看来，留守儿童问题的发生是“照料赤字”的必然产物。

　　两年前，记者柴静采访在大山支教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时写到，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是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个事情，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处于乡村裂变中的留守儿童，去哪里寻找那个想要发自内心去追寻的归属？

　　留守儿童问题早在1999年就被提出。16年来，随这一群体衍生出的教育、安全、心理问题不断触动公众的神经。

　　生活或变好 “抚养”却落空

　　今年一项针对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贵州6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研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遇过意外伤害；43.8%的留守儿童对学习不感兴趣，49.4%经常没完成作业；39.8%的留守儿童感到孤独，其中经常觉得孤独的留守女童达到42.7%。此前也有调查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

　　一系列的数据和事实，反映出留守儿童令人担忧的状况。

　　中间“流动”，两头“留守”，留守家庭生活因为年轻父母在外打工、做生意或有所改善，但另一层面上，“抚养”和“赡养”都落了空。

　　姑且搁置“空巢老人”等“赡养”问题，从留守儿童的“抚养”说起。

　　首先是“亲情饥渴”。乡村孩子中留守的那“1/3”，渴望家，渴望爱，渴望安全，也渴望归属。而不圆满的留守家庭，这些格外缺失。“亲情饥渴”，易转变为“亲情淡漠”。

　　其次是“隔代教育”，它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尤为常见。祖辈带孙辈，用的多是传统的照顾衣食、不问思想的方式。年事已高、文化素质不高的祖辈监护人往往与孩子缺乏沟通，监管不力，管不住也管不好自己的孙辈。

　　而户籍制度的限制和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不完善，也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即便想转为流动儿童，也不算易事。何况，那些跟随父母入城的农村孩子，还可能面临“二次留守”。

　　一场“抚养”是不是养育成人就够？

　　尽管不乏坚强乐观者，但亲情缺失、教育匮乏和人身安全无法保障仍然成为许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源头。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世界的认识是模糊的、易被外界“卷走”的。

　　据调查，留守男童中认可“钱能解决所有问题”观念的比例很高。

　　与此相应的，是农村整体观念的变化。发展虽不如城市，却同样崇尚消费、崇尚金钱。相当比例的一些人，对读书、受教育，由崇敬变为怀疑，乃至否定。市场经济下收入的多样性，以及大学生从“工作包分配、有出息”到“工作一般、前途未卜”的境况，都促使不少农村青少年失去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愿望。由此，留守儿童也受到影响。

　　如何破解困局？城镇化、城乡对冲

　　不可否认，多年来社会各界为留守儿童做了许多帮扶、送温暖工作。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法规和政策，NGO等各种社会团体开展扶助留守儿童公益项目、志愿者工作，许多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调研报告，都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关心这个群体。

　　这些固然重要，也应继续发力，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们是外在的，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因而收效甚微，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犹如杯水车薪。

　　我国至今未形成一个专门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管理的完整方案。各地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台的一些政策法规尚处于自发阶段，不具有系统性。留守儿童问题虽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人喊管人人都管”，实际上却是缺位的。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亟需良策。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双亲的陪伴和教育，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制度入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建议，城市化进程中，全社会在给予留守儿童关怀的同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制度壁垒，让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真正得到城市的关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称，“老百姓是有家庭、有情感、有老婆孩子的，不单纯是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要帮助他们完成完整意义上的家庭迁移。”

　　尽管实现完整意义的家庭迁移在现实当中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但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进，破解农村家庭困局，难道不是可期的？

　　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为解决留守儿童开启一扇窗。近年来深圳等地出现“用工荒”，特别是返乡节后，不少打工者不再去往大城市。当小城镇和大都市一样生活便捷、经济多样而幸福感却远超后者时，许多打工父母自会更倾向于选择就近就业和打拼。

　　应看到的是，农村留守儿童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长久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带来巨大的鸿沟，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文化精神上的。

　　当城市孩子学习琴棋书画，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时，很多农村孩子仍然停留在懵懂残酷的生存中。残缺的亲情，缺失的关爱，需要完整意义的家庭来填补。而农村留守儿童过于贫乏的教育和业余生活，则需要城市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方式来补给。

　　城乡之间，要对冲，而非对立。新型城镇化，促进了城乡二元文化的对冲，也带动了人的城镇化。李克强在去年召开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要用好改革创新的“开山斧”，着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造福广大城乡群众。

　　当人的城镇化得以实现时，留守儿童心灵上的空白才有可能被自己书写，农村凋敝的思想境况才有可能在未来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