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悲剧，愤怒有效，亦有限。如果流入地政府不能提升外来工家庭的生活品质，不能实现随迁子女的国民待遇，不能给予异乡人足够的公共资源，那不时发生的悲剧，便有千里之外者的一分责任，便与那些看似无关者密切相关。

　　这是4名死亡留守儿童生前居住的房屋内景，屋内有自制的秋千（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

　　当国人依然沉浸在“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故的悲痛中，心灵又被一则新闻撞击：记者从贵州省毕节市有关部门获悉，6月9日23时许，当地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母亲在3年前“被人拐跑”，父亲在广东打工（新华社贵阳6月10日电、澎湃新闻6月11日电）。

　　中毒事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尚待公安机关调查。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已经不是毕节第一次与类似悲剧相联。2012年，当地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死亡轰动全国；2014年，当地小吉场镇南丰村发生幼女强奸案，受害的12名女孩多是留守儿童……

　　孩子，是每个人心灵最柔软的一部分。当星二代们在真人秀节目中享受着数以亿计的目光时，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更值得公众关注。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数量与英国的总人口相当！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父母，只有孤独的陪伴。

　　贵州地处山区，是有名的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数量之多，亦不难想象。《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便展现过一组令人心碎的画面：9岁的苗族女孩李建英是贵州农村的留守儿童，每年与在广东打工的父母团聚的日子只有半个月。等到母亲亲手做的鱼酱发酵好了，离别的时刻也到了，“爸爸妈妈回来我很开心，但我知道他们要走，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留下来。”

　　没有办法留下父母，为何不能随他们远行？这显然不是毕节乃至贵州能够回答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谴责父母失职、怒斥当地政府失守，但将责任全部推给他们未免失之公允。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根源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解决这一问题，更是摆在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面前的共同课题。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家庭流动非常复杂。这些年，以广东为代表的劳动力输入大省，确实不断放宽着外来人口的准入标准，纷纷出台随迁子女的落地政策，但从实践效果看，依然做不到应保尽保，依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运。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实现随迁子女的国民待遇。按《义务教育法》规定，流入地政府应当积极承担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但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义务教育学位有限，很多学校单单是接收管辖片内的学生就已趋于饱和。至于大城市的生存成本太高，子女上学开销太大，孩子没有老人照看……仍是摆在千千万万进城农民工面前的现实。

　　回应这个新时代的种种诉求，显然要求更多的先行者作出尝试，甚至付出牺牲。目前来看，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更具全局性的通盘安排。在依靠试点摸着石头过河之外，必须在顶层设计继续发力：这固然包括“义务教育投入跨省流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转移支付”等国策，也应蕴含“打破户籍壁垒”“实现社保统筹”的宏观视野。

　　毕节留守儿童之死，看似发生一地，其实与每个省份、每地政府都息息相关。农民工到流入地做事，为当地创收，流入地便有义务解决农民工子女的随迁问题。面对悲剧，愤怒有效，亦有限。如果流入地政府不能提升外来工家庭的生活品质，不能实现随迁子女的国民待遇，不能给予异乡人足够的公共资源，那不时发生的悲剧，便有千里之外者的一分责任，便与那些看似无关者密切相关。

　　至于每个生活在城市的普通人，更没有充当看客的资本。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以公平的目光关照过身边的建筑工人、保姆厨师和快递保安？需知道，这座城市每善待他们一分，他们便会离自己的亲人更近一点。

　　（作者系南方杂志社机动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