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4兄妹非正常死亡事件，反映出的依然是有关儿童保护老生常谈的问题，未成年人如何获得有效监护，如何避免出现无人监护照看的真空地带。”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4兄妹的母亲因家庭纠纷，2014年3月外出，至今去向不明；父亲今年3月外出打工，至今联系不上。4兄妹独自居住在家，平时食宿自理，家中还有1000多斤玉米和50多斤腊肉，父亲今年4月为孩子汇款700元，当地乡政府2012年起将父亲和4兄妹中的老大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警方在事发现场搜索到的银行卡显示，卡上还有余额3500多元。

　　“从这些情况来看，尽管4兄妹有生活来源，但是仍然属于处于缺乏有效监护状态的困境儿童。”张雪梅表示。

　　张雪梅说，困境儿童是指在成长过程中，得不到家庭有效保护，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需要国家给予保护的儿童。全国目前有多少困境儿童，尚无官方统计数据。

　　民政部2013年6月曾经下发《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为困境儿童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14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生活津贴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各地开展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设，先后在全国50个市（县、区）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并将推动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列为2015年度工作重点。201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安排2015年的重点工作时，在“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部分中，提出对困境儿童等特困群体，健全福利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把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员张柳介绍，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儿童群体被分为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普通儿童四类。目前全国的50个试点地区中，地方政府一般将困境儿童分为四类：残疾儿童、重病儿童和流浪儿童，此外，还有生活在困境家庭中的儿童。生活在困境家庭中的儿童一般也分为四类：父母重度残疾或重病的儿童、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贫困家庭的儿童。

　　“毕节4兄妹应该属于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张柳说。

　　“六一”前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4月30日，全国共有17个省（区、市）的26个市（县、区）公布了困境儿童分类救助标准。除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外，主要有5大类困境儿童列入生活津贴发放范围，包括流浪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病重残儿童、城乡困境儿童、城乡困境家庭儿童，津贴标准从月人均90元至1150元不等，平均月人均约350元。

　　据了解，贵州省没有在政府层面出台有关困境儿童的救助标准。贵州省大方县是民政部开展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地区之一，当地的政策对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无自理能力的困境儿童临时或阶段性地进行经济救助，每月发放救助金，集中供养不低于1000元，分散供养不低于600元。对不能纳入孤儿保障体系的困境儿童，由县级财政部门每月分别发放救助金400元。

　　“尽管民政部近年来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大力推动对于困境儿童的分类救助，但是希望步伐能够更快一点。”张柳说。

　　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12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顶层设计层面上有一项重要政策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两部意见”），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其中规定了对于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强制报告制度”，即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其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也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毕节4兄妹无人照管的情况，所在的学校、村委会、邻居村民应该都是知道的，但是可能都没有报告。”张柳说，“令人痛心的，不只是监护权缺失，而是监护权缺失后政府干预的缺位。”

　　张雪梅认为， 在毕节4兄妹的监护权问题上，有很多疑问值得思考。在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外出打工后，有没有委托合适的人代为监护？村委会是否了解孩子的处境，有没有筛查孩子处于无人监管和照看，从而面临生活无着、有可能遭受严重伤害或死亡的高风险？村委会有没有采取措施给予保护和早期干预或向民政部门反映？其他村民是否向有关部门报告反映？学校在孩子辍学后有没有采取措施？基层民政部门是否了解并进行救助和监护干预？父亲何时外出、是否委托监护人、孩子无人监护照看状态多久？有没有人和单位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或转移监护职责？

　　在张雪梅看来，这些问题有赖于两高两部意见在基层的宣传落实。

　　“根源在于，我国系统的家庭儿童保护机制体系没有建立，缺乏社区儿童保护机制，学校对辍学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委托监护不够完善，这些都是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短板。”张雪梅说。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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