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奥巴马夫妇宣布大女儿玛利亚即将就读哈佛，不过不会马上入学，而是选择美国正日益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等到明年秋季再进入哈佛学习。“间隔年”一词再次走入人们视野。那么，在中国，会有多少青年选择间隔年，去追逐诗和远方的田野呢？有没有相关的支持平台？答案是肯定的。

　　“间隔年”：一次远方的公益

　　来源：文汇报 记者 张小叶

　　“老师，这是我长到十几岁来，第一次离开贫民窟，看到外面的世界。”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当地学生对23岁的孙晓说。那天，孙晓和几位志愿者在朋友的帮助下，为马萨雷贫民窟的部分学生组织了一次大学游。孩子们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以及志愿者们为他们买的鞋子，来到了当地非常好的一所大学里，吃了食堂，参观了校园和图书馆。回去之后，孙晓在孩子们写的日记中，看到他们感慨外面的世界“房子多么漂亮”“食物多么好吃”，还有不少学生写道，自己会努力学习，获得资助考上大学。

　　那一刻，孙晓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公益的价值所在。

　　孙晓和马萨雷贫民窟“造梦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2015年夏季，孙晓来到非洲做公益项目。她当时在读大四，本科学业告一段落，于是打算利用这个间隙参加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间隔年”公益计划，成为该公益项目的首批受助者之一。申请成功后，孙晓来到肯尼亚，为当地贫民窟的孩子建学校。

　　相比起青基会的其它公益项目，“间隔年”计划面向的群体更广泛，也更加紧贴时代。中国间隔年公益基金发起人乔新宇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希望有志的年轻人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无论义工旅行，还是打工度假，或者在公益机构工作一段时间，他们能思考自己未来想做的工作或者人生的意义，然后再进入社会。这时候， 年轻人除了具备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还会具有更多的创新意识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5月，时值“间隔年”计划实行一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正在美国访学的孙晓，听她讲述了这段生命中极为特殊的公益之行，以及她对“间隔年”这一公益形式的思考和感悟。

　　在“两个世界”间穿行

　　尽管行前做了不少功课，但下了飞机后，孙晓还是为真实的肯尼亚所震惊，这里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贫穷。城市里的公路很平整，还有不少高架桥，马路上开的多是日系小汽车，天空中盘旋着直升飞机。城市里有一个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还能买到从中国进口的“老干妈”。

　　来非洲之前，孙晓花了不少时间说服母亲。因为母亲担心非洲条件落后，还可能有疫病流行，但孙晓认为，“间隔年”的机会来之不易：“年轻人就应该去最远、最陌生的地方体验一番。”

　　面对镜头，当地孩子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她参与的公益项目，是为肯尼亚贫民窟的孩子建一所学校。这大概也是当年所有受助者的“间隔年”计划中，最艰难的项目之一。连指导老师都善意地提醒过她，由于当地民情特殊，沟通困难，项目在推进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在此之前，肯尼亚马萨雷贫民窟的黑人小孩们在铁皮房子里上学，整个学校没有厕所、没有窗户，光线昏暗，屋顶漏雨，孩子们常被破旧铁皮划伤而感染疾病。新的“造梦学校”是一栋能够容纳原小学100多名孩子的两层竹木结构小楼，宽敞明亮，设计精巧，一楼活动室还能灵活变换空间，为平时的课堂活动及周末社区活动提供充足的场地。

　　驱车向着马萨雷缓缓行驶，不一会儿，孙晓就看不见商场和别墅了。窗外是歪斜的贫民房和畜牧栅栏，小贩的叫卖声取代了车辆的轰鸣，凹凸不平的泥土路使车子颠簸起来———内罗毕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以这种直观的方式在她眼前展现。

　　马萨雷是内罗毕第二大贫民区，但这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路边有音响店、手机店、服装饰品店，出售质地不一的二手货。道路上来来往往的是改装后的小车、板车和单车，大多已经破旧磨损;路边有小贩在卖炸薯条、干鱼仔、番茄、牛油果和卷心菜，边上是嗡嗡作响的蚊蝇。

　　此外，马萨雷的治安也不如市中心，勒索、偷盗、抢劫等罪案时有发生。有一次，孙晓在马萨雷贫民窟里的一家餐馆里吃饭，看到电视里在播放自己喜爱的欧美综艺节目，于是拿起手机拍了几张，想发给她的伙伴们分享。这时，三个斜挎枪支的彪形大汉走来，厉声询问她在干什么之后，夺走了她的手机。

　　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勒索”，孙晓怒不可遏，倏地站了起来。一个当地小伙子见状，立即拉住她，半拖半拽地把她“藏”到了餐馆的厕所里。他在门外轻声说：“你在这里冷静一下，我去跟他们讲，过一会儿就把手机还给你。”

　　“那时我尽管愤怒，但也非常感动，马萨雷的平民很少敢和佩枪者发生冲突，但他愿意为了我去交涉。”孙晓说。

　　在这种环境下，孙晓不敢单独自由活动，必须要有安保人员随行。入夜前，她必须离开贫民窟，回到志愿者共同租用的房子———那里距离贫民窟并不远，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栋小屋连着花园，还有保安执勤。

　　每天，孙晓都在“两个世界”中穿行。贫民窟里大部分人的日工资只有几十个肯尼亚先令，尚不足人民币5元，有些人一天的收入仅够买几个烙饼果腹。大部分家长都很想送孩子去上学，因为学校包一顿伙食，尽管食材十分匮乏：只有大米饭、花生和土豆，偶尔有蔬菜和水果，但从来没有见过肉。而走出贫民窟，在富人区的商场里吃饭，一顿中餐可能就要几千肯尼亚先令。

　　尽管内罗毕的贫富区混杂，但两者却保持着奇异的彼此隔绝的状态：“外面的人不会沾足贫民窟，里面的人也从未想过走出来看看。没有铜墙铁壁，却胜似铜墙铁壁。”

　　杜绝“简单的施舍”

　　在新学校的工地上，孙晓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杜绝“简单的施舍”。其他志愿者告诉她，曾经有几个加拿大人来这里建过学校，因为时间原因，他们无法监督工程，把筹来的资金交给了小学校长，就回国了。次年过来一看，发现并没有新学校的影子，不仅如此，当时的校长还卷钱跑路了。

　　孙晓所在的造梦团队也遇到了种种麻烦。他们聘请的工程队，多是在建学校附近的邻居———这不仅是当地人的强烈要求，也是公益的目的之一。结果，由于工人缺乏技巧和经验，施工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纰漏，建筑师王晓宇不得不天天监工，一刻都不能离开。大到房屋架构，小到石块质量，全部都要亲自过问、手把手指点。但不久后，工程队却闹起了罢工，包工头要求涨工资，双方一直闹到了政府，最后由当地一名区长负责调停。

　　“在调停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负责人阴斌斌拿出合同，拒绝了不合理的要求。他表现得有理有据，‘气场全开’，最终将对方说服了。”孙晓回忆说。她发现， 剥开公益外面“高尚”、“无私”、“博爱”等高大上的外壳，其内在的本质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往后，即使步履再艰难，她和伙伴也会咬着牙将难关一一攻克，坚持下去。

　　已经建成的“造梦学校”。 (照片均由孙晓提供)

　　在国内读书时，孙晓也参与过公益活动，比如为农民工子弟辅导课业，陪伴聋哑孩子游戏。当时她的心态十分单纯：“觉得孩子们挺可怜的，需要帮助。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帮助。”但来了非洲，情况就大不一样，“走在路上时，警察会叫住我，盘问半天。我说自己是来这里做公益的。他们还会继续追问说，是谁允许你在这里做公益的?”

　　肯尼亚的经历让她看到了更复杂的现实，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公益并非全然充斥着理想色彩，在肯尼亚，她既看到了善的一面，也看到背后的阴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才更接近于公益的本质。

　　“公益不是施舍，而是改变。”孙晓说，教育无疑是改变落后最好的方式，它比经济援助的意义更大，也更加行之有效。“过度的经济救助，反而会滋生受助对象不劳而获的思想。”在肯尼亚，孙晓也遇到过当地人向志愿者无故索要的情况，她也渐渐学会了委婉而坚定地拒绝。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病人，对我喊：给我钱，给我药，我很痛苦。我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现在有事要忙，你可以去救助站反映你的情况。如果非常严重，我会请医疗志愿者来帮你看看。’ 尽管是来做公益的，但你要非常克制，不能予舍予求，否则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她说。

　　“我给非洲带来了什么”

　　艺术无疑是马萨雷的一抹亮色。在贫民窟，最好的营生是做小本生意或者打工，却有许多人选择成为艺术家。孙晓遇到过热爱说唱和街舞的年轻人，对方说：“音乐在我血液中流淌。”还有一位喜剧演员，说自己最快乐的事就是“给别人带来快乐”。一位流浪画家靠艺术难以为生，只能去打零工，尽管温饱不济，但依然会挤出钱买画布和颜料……

　　留意到这个现象，志愿者们决定在马萨雷组织一次贫民窟的“达人秀”：“教育不仅仅是教授数学、英语这样的技能，也包括美育。艺术能塑造人的精神，你会发现这里的艺术家尽管贫穷，却绝不去做偷盗之类的事。”

　　说干便干，志愿者们立即分头组织起来。孙晓负责的是宣传工作。她宣传的第一站是马萨雷当地的艺术中心。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和善热情的小伙子，他们正在唱歌、跳舞，并盛邀她加入。玩到下午四五点，孙晓说时间不早了，打算回家，问他们愿不愿意送送自己。结果呼啦啦地，有六七个人站起来说要送她。自那以后，孙晓就不再需要安保人员了。走到哪里，都会有认识的当地朋友主动保护她。

　　后来，她和朋友们租了一辆卡车和一套音响，放着欢快的音乐在马萨雷各区域来回转悠了七八圈，宣传他们的“达人秀”。负责主持的是一个当地的小伙子，他用说唱的方式一遍遍宣传着即将举行的“达人秀”活动。这个宣传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夜色下的马萨雷徐徐展现在孙晓眼前：许多小贩出来摆摊了，她看到他们在贩卖杂货、蔬菜、水果，以及一种当地特色的三角形“油条”，烛光在摊位边上跳动，“非常有美感”。

　　贫民窟的“达人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登记参赛的小组有80多个，但最后来了100多个小组，几千名群众将活动的广场塞得水泄不通，人群一直到晚上10点才散去。散落在贫民窟各地的艺术家们，也借此获得了互相沟通的契机，建立起了联系，甚至诞生了不少艺术组织，现在孙晓还能在Youtube (一家国外的视频网站) 上看到他们的表演。

　　离开非洲后，孙晓不止一次地思考：“我究竟给非洲带来了什么?”马萨雷看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里的人也依然如往昔般遵从着属于贫民窟的生存法则。但是， 志愿者们的努力，却在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无业者有机会自力更生，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艺术家有机会一展才华———这其中，或许会有人把握住那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马赛马拉草原上，孙晓曾看到过惊心动魄的一幕：躲藏在草丛里多时的狐狸，突然闪电般扑倒一只落单的幼鹿。她只是看着，轻轻喘息，却并没有出声，虽有不舍，但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她说：“那时我想，大部分时候，人类的社会或许也是这样，竞争是天然存在着的。不过，人之为人，就是因为有善良和友爱的存在，才冲淡了现实的残酷。”

　　我们为什么要推广“间隔年”

　　——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

　　文汇报：在我国，“间隔年”是一个新兴的事物，许多人都还不太了解。您能否为我们梳理一下“间隔年”的概念，以及它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邓希泉：“间隔年”一般是指青年在大学前、大学期间或者工作前，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用一年或数月的时间去从事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间隔年”至少含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确实有自己非常想做的事情，但现在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必须予以改变;二是“间隔年”中必然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三是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持续时长;四是要设定目标并制定相对详细可行的执行计划。

　　“间隔年”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目前发生了三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孙东纯在2009年出版了以自己“间隔年”经历为内容的　《迟到的间隔年》　一书;二是2009年底豆瓣网网友自发组建了“间隔年旅行网”(“间隔年青年沙龙”)，以此为平台推广和传播“间隔年”文化;三是2015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间隔年计划”资助8位大学生成功实现“间隔年”。

　　文汇报：“间隔年”对青少年成长的意义是什么?　它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邓希泉：“间隔年”对青少年成长发展的意义可以从开阔知识视野、完善能力素质、丰富人生体验、促进自我反思、激发创新思维、完善职业规划、提升社会适应、强化社会责任等众多具体方面来进行概括。从更深层次的意义看，一是让青年进行一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社会尝试;二是青年拥有对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机会，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定位好人生方向。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看，“间隔年”可以促进青年群体提升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青年人才资源的临时性支持，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形成内涵更丰富的青年文化。从国家交往方面看，有利于依托青年进行多元文化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要从青年做起。更多的青年利用“间隔年”走向国外，有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和中国软实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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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您提到过，“间隔年”计划在国内落实还有难度，因为许多配套制度都不足。您认为这些配套不足体现在哪些方面?

　　邓希泉：从政府方面看，主要是要承担起“间隔年”的制度设计、责任要求与告知职责。政府要明确“间隔年”是青年成长发展的新现象和必然趋势，需要借鉴国外经验来进行制度设计。比如，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在2005年就成立了“间隔年”非正式咨询组。

　　从社会组织方面看，主要是要推动有关“间隔年”社会组织、社会项目和专业人才的培育及其彼此的联合。在英国，众多“间隔年”组织会提供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计划评估等服务，为参与者提供切实保障。

　　从高校方面看，主要是高校要尽可能为“间隔年”计划提供制度支持、经费支持与人员支持。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为“间隔年”学生解决了政策障碍，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都出台了相关措施、经费和名额支持“间隔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Gap Year Plus)”计划允许学生通过参加间隔年活动换取大学学分。

　　从社会联动方面看，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和家庭要共同配合，为青年的“间隔年”提供社会支持。在英国，有关“间隔年”的社会联动体系相对完善，其运行过程包括资格审查，安排新老参与者的见面会，必要的培训，到达目的地后的站点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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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对于“中国间隔年计划”未来发展和努力的方向，您有哪些指导建议?

　　邓希泉：“中国间隔年计划”在推进过程中要重点强化三个方面。一是要强化“中国间隔年计划”对与“间隔年”相关项目的牵引和孵化作用，把“中国间隔年计划”打造成样板工程，为社会组织开展“间隔年”的本土化项目提供参考借鉴。二是要强化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枢纽的“间隔年”社会组织支持网络的建设，带动越来越多的基金会、社团和民间志愿组织投身“间隔年”的支持网络建设之中，为“间隔年”的开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三是要强化青年参与“间隔年”项目的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更准确把握青年的需求，分析“间隔年”对青年成长发展的影响。

　　“间隔年”作为可能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对青年成长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为此就需要从宏观上实现“间隔年”的推广和完善，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力量、商业力量、家庭和青年要合力推进“间隔年”。同时，国家倡导和资助的“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等志愿服务项目，其实也是一种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化明显的“间隔年”。这些项目可以增加一些非结构化的临时岗位，为“间隔年”参与者提供机会，使这些志愿服务项目和“间隔年”都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链接：

　　什么是“间隔年”？

　　间隔年（Gap Year）在西方国家非常流行，通常指年轻人在大学过程中、毕业之后进入职场前，规划一次长期的思想文化之旅，去体验一段与之前不同的生活方式。期间，学生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一个新的环境，或长途旅行、或打工换取旅费、或在公益机构做义工，在探索过程中增进自我了解、发现兴趣，深掘自我潜能，从而在回归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中国间隔年计划

　　2015年3月19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国内首个“间隔年”基金，并开展“中国间隔年计划”，奖励资助有思想、有创意、有勇气、对社会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在国内外实施间隔年行动，帮助他们探索世界、认识自己，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目前，共8名青少年完成“间隔年”计划。

　　“中国间隔年计划”官网：www.china-gapyear.com

　　Gap Year的七大益处

　　美国知名的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曾列出间隔年的系列好处，学院君归纳为其以下七点：

　　1. 你将明白自己喜欢什么，以及生活中什么最重要

　　如果你经历了广泛的世界，知道了世界的复杂和值得骄傲的事情，你将知道生命中什么最重要；如果在进入大学之前能够从容地决定你想怎样利用你在学校的时光，你将能消减一些不必要的课程，减少学费帐单支出和一些压力。

　　2. 在你的青年时代将经历一次冒险

　　还有什么时候能像18岁这样，不用工作，不用还贷款，不用在意他人，没有孩子，没有作业和各种担忧？回答是：再也不会有了！

　　3. 你将会是擅长适应新环境的好手

　　在间隔年，你将不得不融入一个新社会，一个新的朋友群体，也许甚至新的语言或者文化规范。大学需要相似的适应能力，你在进入新社群之前能做好更多的准备去掌控你的新生活。

　　4. 你会有谈资去讲给别人听

　　在同龄人当中你会跳出“你来自哪里？”和“你的专业是什么？”这种闲谈套路，而是去谈论你“你夏天做了什么？”这样在间隔年你发生了什么故事这样的（有深度的）内容。

　　5. 你会有一个耀眼的履历

　　如果你在间隔年里选择了一份工作——哪怕一个在印度的卖三明治的柜台或者伦敦的大使馆——在你履历中，你将有一个珍贵的国际化的经历；而如果你是进行一个低费用的旅行，也许你可以留下一部分费用交你的大学学费。

　　6. 你将交到新朋友

　　这一年你将交到一些志趣相投甚至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在生活上独特的视角将会非常大地充实你的生活。另外，你在大学假期时，会有非常非常棒的地方去旅行。

　　7. 你将在大学里表现更好

　　间隔年的学生在学校有更高的GPA（平均分，美国高校录取的主要标准），校园事务参与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