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下称《计划》)，并全面部署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坦言，“补充难、补充质量不高，是乡村教师队伍长期以来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计划》亦承认，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

　　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的格局中，还是在社会焦点的范畴内，乡村教育连带着乡村孩子、乡村教师，都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6100万留守儿童成为一个“概念”的当下，对于留守学校教师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此次《计划》宣称，“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至少表明从公共政策上，乡村教师的地位被史无前例地提升到了优先发展的高位置。

　　战略上重视，具体政策上则需要弥补多年来的欠账。要解决这一问题，第一要务在于留住现有的教师。在乡村教师日益流失的今天，留住已有队伍必须置于政策的第一位。而在“留住”政策上，依靠政治思想的灌输恐怕难有成效，依据经济理性的原则提升乡村教师的待遇，是基础性的一步。

　　其次，不得不指出的是，越是偏远的山区，教师的编制越成问题，代课教师的比例越高。事实上，这也表明我们过去的教师编制资源分配太过忽视偏远地区，巨大的政策失衡导致今天积重难返，想要短期内进行全面补强，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都会排列出一连串的困难。然而，对于教师队伍来说，越是在发达城市，流动的机会越多，编制的意义就越小，反之，越是在偏远山区，编制的重要性就越强，教师对编制的依赖就越大。所以，解决330万乡村教师中相当比例编外教师的编制问题，也会成为一个与待遇提升、职业晋升相勾连的问题。

　　在留住现有教师之后，吸引更多的教师来到乡村任教，成为进一步要实现的目标。在市场化流动和竞争观念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要吸纳城镇精英进入乡村教师队伍，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大幅度提升待遇，辅之许以其他的优惠(例如公务员考试加分)，来吸引大学毕业生前来。另一方面，则是要依靠反市场的方式，即鼓励社会性、公益性的行动，实现城市精英对乡村的反哺。当然，现实情况是以高校团委为代表的支教队伍在糅合了两种路径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乡村的教师资源。然而，相对于乡村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现状，这样的补充无异于杯水车薪。

　　现有的吸引精英到乡村任教的政策是否行之有效，这还有待观察。毋庸讳言，提升待遇、增加编制，以及在培训机会、职称评定方面给予照顾，这些都属于“本该存在”的倾斜政策，且不论倾斜的幅度到底有多大，执行的程度能否到位，即便百分之百地做到了，要留住好教师依旧是极其困难的。对于个体化的教师来说，城市对自己的吸引是系统性的，而不仅仅是收入或者待遇的问题。

　　精英化的人群，他们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都显得更加强烈。正如城镇化的基本趋势，人口的流动必然从农村流向城市，经济考量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对医院、学校、电影院、歌剧院、博物馆等基础服务的需求，成为另一个有效的拉动力。这样的分析框架同样适合于乡村教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针对乡村教育资源的再平衡，应该纳入到城市化的大战略中去设计，单向的资源供给和弥补效果未必突出，放置在城市化的国家战略中系统性去实现，兴许会有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