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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全国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是团中央社会联络战线开展的品牌项目之一，旨在通过团组织发出行动号召、青年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的形式，探索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组织中充分发挥枢纽作用的机制，建立与青年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工作体系，把青年社会组织凝聚为共青团服务青少年的工作伙伴。活动自启动以来，牵动全国各类社会组织累计开展1.2万个服务项目。

　　2016年，经过专家投票评审，产生了30个示范项目和70个优秀项目，将被纳入“伙伴计划”全国优秀项目库。即日起，本报将对部分示范项目寻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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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在北京市丰台区瑞丰社会服务中心活动室，12个7~9岁的小学生聚集在一起，有模有样地跟着小马老师练习。这是本学期专门开设的“小主持人”培训，绕口令是他们的第一课。之后每周三下午放学，孩子们都会来这里学主持。

　　丰台区瑞丰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瑞丰社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工毕业生及教师创办，目前有专职社工18名。该服务中心的困境儿童家庭效能提升项目，主要针对丰台区贫困家庭、进城农民工家庭、父母一方为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吸毒等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对需要介入的家庭给予及时的专业服务和指导。

　　让困境儿童更好地融入集体

　　“什么是问题少年？”第一次见面，四年级的小睿主动向瑞丰社工的副总干事王科提问。

　　“你觉得呢？”王科想听听他的理解。

　　“我觉得我就是。”小睿告诉眼前这位姐姐，在学校里，他经常被这么说。

　　微暴力、学习不适应、扰乱课堂秩序……刚刚从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转来的小睿还没上几节课便因种种不良行为离开了学校。通过几次接触，王科发现小睿其实非常渴望交朋友，只是不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和小睿家人交流得知，小时候他被送到保姆家，结果那家有家暴，小睿受到了刺激，有些时候会出现情绪难以自控。

　　一段时间后，王科觉得小睿问题并不大，孩子很喜欢读书，特别是对航天知识很感兴趣，而且经常会聊一些在她看来比较成人化的问题。“他会问我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王科还发现，当周围人不能解答自己的提问时，小睿通常会以沉默来终止对话。“学校觉得孩子应该做个精神鉴定，如果要做，我们倒觉得应该是智力测试。”在王科看来，有时候小睿思考问题要比一般同龄孩子深入。

　　上个寒假，小睿参加了瑞丰社工的书法、绘画课程，在这里的孩子来自各个社区，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偏见，困境家庭儿童可以自如的和其他小伙伴学习、玩耍。一处处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与安排让小睿的生活悄然发生着改变。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意识，课业辅导活动中专门设置了值班长，这对小睿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虽然表面上他很不在乎，但只要上下课时间到了，便认真地去摇铃。”王科在一旁默默地关注着一切。

　　之前小睿每次情绪失控，身边的人都会想尽法子阻止他，让他安静下来，但他第一次在活动中心发脾气时并没有人拦着他。“不会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不习惯表达，是小睿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障碍。”王科从专业角度给出了解释：“负面情绪是需要发泄的，如果长时间压抑会导致孩子抑郁，我们要做的就是理解他，尽量在不打扰他的情况下保护他的安全。等他情绪平稳后，再跟他回忆事件经过，教他如何控制情绪。”

　　社工们还请大学生志愿者帮小睿进行“一帮一”课业辅导。“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他尽快回归校园生活。”让社工们开心的是，小睿很快在学习和情绪管理方面取得了进步，一些老师主动邀请他回去上课。小睿重返校园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很多时候问题还是在家长这儿”

　　国画、小主持人、英文戏剧……这些课程都是瑞丰社工根据社区儿童所需设置的，每年都会更新。“每次请专业的老师授课之前，我们都会与他们协商，将三分之一的免费名额专门预留给困境儿童。但是对于一些有付费能力的家庭，我们也会象征性地收费，主要是让他们能够坚持来上课。”王科说。

　　实践中，社工们发现，仅有这些只针对小朋友的活动是不够的，对困境儿童的帮助，需要拉着他们的父母一同前行。

　　居委会找到王科的时候，童童刚经历了“离家出走”。童童告诉王科，自己并没有离家出走，他只是特别想去一次长城。但是他跟大人们讲，都没人相信他是真的去了长城。

　　第一次走进童童家，迎接王科的是房间里的蟑螂。童童是个小男孩，母亲有阶段性精神疾病，平时都是姥爷照顾他，前段时间姥爷患病瘫痪在床，童童也就不去上学了。

　　王科和同事们为童童和他的母亲分别作了评估，发现童童是个很愿意沟通的孩子，也愿意上学，只是缺乏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居委会的帮助下，协调社区有空闲的老人和住在附近的班主任轮流帮忙接送童童上下学。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沟通，童童母亲在状态不错的时候也开始接送，对童童的关心明显多了起来。

　　类似的案例瑞丰的社工们碰到不少。大宝二宝两兄弟一起参加社区活动，却不是迟到就是旷课。遇到活动分发小零食，小伙伴经常反映大宝不遵守秩序爱争抢。

　　王科记得，这个家庭她是从前年开始接触的：父亲有吸毒前科，母亲有轻微精神问题，两个孩子属于放养状态。“社区多次跟我们提，我们也想帮着解决问题，开始一直都联系不到孩子的父亲，后来还是直接上的他们家。”

　　针对他们家的问题，王科和同事经过商量，很快开出了“药方”，对父母提出要求：给孩子按时做饭是第一条，原来大宝抢吃的是因为总吃不饱，他会把抢到的东西第一个拿给弟弟。一个冬天下来，社工们都没见到俩孩子换衣服，保持干净卫生是又一条要求。家庭亲子类活动，要求必须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参加。

　　王科印象深刻的是，有段时间母亲送孩子过来上课，总是在活动中心的垃圾桶里翻，询问后才知道那一阵他们全家就剩35元钱了，刚好孩子学校还要交钱，她想着能不能翻出点废品卖。

　　“我们要帮他们，但是不可能直接给钱，就和居委会商量，把大家要丢掉的废品集中在一起，让她收集了去卖。”王科还是能感觉到，母亲有些拉不下面子，会选晚上过去，后来生活好点，就不再干了。

　　“一些当时陷入危机的个案往往比较容易解决，反而是父母监管不到位的，很难取得进展，只能等待他们好转。”王科也有些无奈。

　　王科说，再小的个案都不是简简单单微观的事，要关注孩子，了解他的整个家庭，还要在充分认识社会救助制度补救性功能的同时，积极运用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提高社会救助服务的预防性功能。

　　“就想小而美地‘玩’下去”

　　几年下来，瑞丰社工们走遍了25个社区的低保家庭，建立起一支由社工、心理咨询师、教育专家、辖区内居民骨干和社区公益组织成员组成的困境家庭社会支持志愿者队伍。

　　小莉是王科在一次家庭走访中认识的，当时的她正在为借一本高年级教科书而犯愁。在之后的走访中王科发现，小莉的苦恼也是大多数困境儿童面临的。由于困境家庭社会资源薄弱，他们所对应的社会支持系统也不完善。这些家庭的孩子，想要在课后找个可以询问课业问题的人实属不易。

　　为了帮助困境儿童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们与社区街道办、居委会联合，为这些孩子牵线搭桥，通过“一帮一”课业辅导让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近困境儿童，不仅在课业上给予帮助，时间长了，还有小朋友将自己的小秘密、苦恼讲给志愿者。

　　去年，正在读大二的郭翰钊趁寒假在这里做了7天的志愿者。他说，将自己所学像传递正能量一样教给这些孩子们，让他感受到作为志愿者“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快乐。

　　在瑞丰，18位专职社工中15位是90后的研究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工专业的陈雪，从读研期间便一直在瑞丰实习，2016年毕业后便留了下来。但是她所在的本科班和研究生班，如今选择做社工的只有她一个。

　　对我国社工行业发展面临的这一瓶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工系主任吕新萍分析，除了社工的岗位开发不足和收入待遇过低，我国尚未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服务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而高校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瑞丰在这一方面的不足。平时，遇到复杂的个案，需要心理疏导，缺少哪些资源了，王科他们都会请老师帮忙分析。

　　这些年，团中央、北京市社工委等先后购买瑞丰的社工服务。天使投资甚至想要投2亿让该项目在全国其他社区复制。但由于目前条件所限，王科她们担心一旦工作量迅速增大，就没法做到现在这样对服务对象负责了。

　　“通过这件事，我们也想清楚了，就想这么小而美地‘玩’下去。”在这点上，王科和她的同事看法一致：社工服务规模不一定要大，哪怕只有一个服务对象，要做就做好。从2014年到现在，瑞丰社工成功帮助改善40多个困境儿童家庭，正在跟进的个案有30个左右。

　　从事社工专业多年的吕新萍也深有感触：“社工的吸引力在于我们通过这个职业所体验到的满足与美好，总是超过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愿这些年轻人能一直拥有这样的幸运和幸福！”

　　（文中个案涉及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