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水行广州”志愿者从汇入珠江的河涌里取水观察。

　　广州公益创投步入第三个年头。

　　与起步于2007年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不同，这场由政府主导的公益“创业投资”，以项目遴选的方式，为初创期的公益组织提供“种子资金”。

　　这意味着，除社工机构以外的其他民间公益组织，也有机会得到官方资金支持，且拥有更多项目自主性。过去三年，广州发出近5000万“红包”，吸引了近千个公益项目申报。

　　中国的社会创业尚在起步阶段。公益创投对社会组织的帮助有多大?如何考量投资回报?理想的社会创业模型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试图通过广州样本来展开观察。

　　创新：没想好名字，创投的钱就来了

　　“就像瞌睡碰到了枕头”，广州市法泽城市与公益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法泽”)理事长吴治平这样形容公益创投资金对公益项目的帮助。

　　吴治平是农村妇女问题作家，2013年，她在广州注册了“法泽”，第一笔业务来自广州市社工委——为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建设做调查。

　　吴治平在调查中发现，每年每条街道200万元社区服务中针对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的还不到19%，而城中村异地务工人员人数已经超过本地人口数。

　　她萌生了在城中村做外来工融入社区服务的想法。

　　外来工在上写作培训课

　　正在找钱的吴治平，与广州公益创投不期而遇。这是公益创投首次落地广州，每个项目最高可以拿到30万的资助，周期一年。

　　有了调研的基础，吴治平很快写好了项目书。项目以外来工需求为出发点，以“外来工参与服务外来工”的创新点受到了评审们的青睐。最终，该项目获得了30万的顶格资助，还入选了广州市公益创投十佳品牌。

　　同样幸运的，还有广州市越秀区志盟社会服务中心总干事邓跃晖。在第一届公益创投大会上，他所申报的消防体验项目连项目名字都来不及确定就递交了。尽管没有发展规划，也缺乏实施预算，由于创新，项目还是入了围。

　　消防演练现场

　　在专家指导下，正式起名为“穿越火线”的项目经过修改，也获得了30万元资助。同样因为创新，第二届公益创投会上，企业资助纷纷找上门，希望定制消防演习。

　　难关：筹不到配资，项目中断了一年

　　吴治平和邓跃晖的成功，胜在项目够新，有清晰的发展目标。更多非热门草根机构的“创投之路”并不顺利。

　　“抱歉地通知，你申请的项目未能获得资助。”最近，在广州开展外来工家属服务的陈丽(化名)又收到了一封拒绝信。

　　陈丽的项目2016年入围了公益创投候选名单，但她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按照规定，入选项目需要自筹40%的配套资金。然而， 由于项目所提供的并非“迫切服务”，很难吸引到市场上资方的关注。

　　过去三年，陈丽参加公益创投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第一年，陈丽发起的服务外来工家属项目入围并获得了10万元资助，自筹资金6.7万元。陈丽四处联系基金会，然而比起留守儿童、扶老济困，这个致力于打造外来工家属互助小组的项目在资方看来并不迫切，他们更愿意提供物资捐助。第一年的自筹资金，基本是靠自掏腰包垫上的。

　　第二届公益创投，陈丽没有参加。这一年她的社区活动因没有经费，只能到处找免费场地，专家资源也相应减少。

　　第三届公益创投，陈丽调整了方向，选择在外来工聚集的社区。尽管项目也获得了13万元的创投资助，申请配套资金却再次令陈丽受挫。除此以外，像陈丽这样的草根组织，全职工作人员只有两名，公益创投的申报、筹款、考核、评估都让她感到吃力。

　　在广州公益创投的组织方看来，社会组织要生存发展下去，筹资能力显然不可忽视。广州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王福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没有采用全额资助，正是跟“公益创投”的理解有关，“政府只提供启动基金，还有一部分要由创投主体去争取”。

　　在王福军看来，社会组织必须学会向社会要资源，形成自己的造血能力。“虽然60%的创投资金对社会组织有一定吸引力，但还需掂量一下自己筹集剩余40%资金的能力，只有评估了，你才可以来申报。”作为举办方，设置一定的申报门槛，也是希望这些项目能让有能力的组织来执行。

　　“公益创投”的模式无疑激发了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以社工机构为例，过去95%以上的项目均来自政府购买服务，由于过度依赖政府资源，机构的筹款能力面临萎缩。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广州公益慈善书院执行院长周如南看来， 政府有什么钱，你就做什么事，社会组织就会变成政府的小伙计，而不是更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为了考验项目的社会认可度，2016年广州公益创投启动了网上联合劝募平台，让社会组织面向公众进行互联网筹款。40%自筹资金配额设置，正是检验社会组织筹集资源的能力，“ 项目究竟是不是真的好，拿到市场上验一验就知道了”。

　　困境：项目同质化，执行周期被缩短

　　与长线经营、更看重模式可持续性的商业创投不同，目前国内公益创投模式多以政府为主导，受制于财政结算，获得支持的公益项目往往被迫将执行周期缩短成一年，部分需要长期执行的公益项目则不得不放弃申报。

　　社会参与度低、资金来源单一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钱用起来有很多限制。公益创投资金主要用于受助对象，行政支出不得超过10%，这让社会组织犯愁。“全职员工只能开出3500元的工资，不能光跟人谈情怀吧，”陈丽说。

　　由于公益创投的来源——福彩公益金的使用要遵循“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获得资助的项目大多是传统“四大类”。广州学者林骏(化名)吐槽，历年来类似的公益创投大赛，不少经费都去了明显有半官方性质的社会组织，而且社工机构占据了大头。

　　不是扶老助残，就是青少年服务，王福军坦承，同一类型的公益创投项目确实同质化，这时就要考量项目的创新性，“同样是服务老年人，有没有提供不同的服务?比如今年增加了一个喘息服务的项目，针对半失能长者家属护理任务较重，有时想带孩子外出却走不开，可以帮忙照顾几天，让繁重任务得到喘息。”

　　这两年，广州公益创投正在发生改变，其他公益类资助的数量有所增长。癌症患者、自闭症患者、听障人士、失孤老人、留守儿童……在过去三年的公益创投项目中，很多针对特殊群体的细分项目入围，“项目越来越多元化，服务对象越来越广泛。”王福军说。

　　除了项目的创新性和迫切性，服务对象是广州公益创投在遴选项目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创投资金有限，为了避免一部分人得到过多的服务而更需要的人没有得到服务，评审要求公益项目服务对象既要明确，又要相对空白，王福军说，“如果服务群体是没有被覆盖的，即使方案做得差一点，我们也希望能先实施再完善。”

　　此外，项目的可执行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必须可以落地，前两届有个别项目申请后，合同签了，最后落不了地，钱只能收回来。”

　　回报：进社区畅通，能力建设跟上了

　　对获得资助的社会组织来说，参加公益创投的边际效益显而易见。

　　有了政府资金“加持”，吴治平底气更足了。她发现，各区街道听说她是政府资助项目，都抢着要她到自己辖区选点。“一个公益组织想直接到本地社区开展服务，要说服街道居委会支持相对困难。但拿到政府资助的项目，相当于有了通行证。”吴治平说。

　　她最终选择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松柏社区。三元里是个典型的城中村，近2万人口，1.5万是流动人口。与过往自己做项目要上门找街道、居委会“推销”不同，这一次，街道办事处党支部有关负责人主动带着吴治平到城中村逐条巷走访选点，不到半个月就租下150平米的空间，接着装修，招生，从项目申报到正式启动，只用了四个月。

　　对于首次申请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来说，应对评估和审查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吴治平坦言第一年不太适应，由于初成立机构只有三名全职员工，精力基本花在做项目上，第一届结项评估，她的项目被评为十佳项目，财务却差点不及格。不过，第二年，吴治平还是继续申请了，她认为 这对团队是一种锻炼——有助于民间组织规范化、更专业运作。

　　参加了两届公益创投，陈丽切换在大大小小各种培训中，与不同社会组织交流，她觉得，这对草根机构的能力提升很有帮助。

　　过去三年，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广州公益创投对参与者的能力建设，包括项目设计和实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等方面展开了大力培训，今年还加大了财务管理和募款能力的培养。

　　这也是公益创投设立的初衷——作为公益慈善发展的创新方式，“希望社会组织有能力持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是希望通过他们发挥作用，项目受益群体真正得到好处。”王福军说。

　　而这正是公益创投的“投资回报”。

　　迭代：资金更多元，公众参与要提高

　　作为公益创投的组织方，广州公益创投组委会也在同步更新自己的能力建设。

　　项目监管自2016年开始有了新变化。过去创投资金投入后，由政府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今年增加了全方位的跟踪、扶持、陪伴，能力建设配套更多。

　　优质项目也被纳入了品牌社会组织发展战略。广州公益创投每年评选出十个品牌社会组织，今年计划申请财政扶持，以期对品牌组织和项目形成长期激励。

　　谈到广州公益创投的愿景，王福军说，希望做得影响更大一些，公众参与的力度更大一些。“考虑今年再提前两个月征集，举办公开大赛。”

　　尽管目前依然由政府主导，广州公益创投已经开始搭建多元的资金体系，今年引入大型基金会资助，改变了过去要么纯粹政府资助，要么纯粹企业资助的状况。王福军说，政府每年提供近2000万的资金，吸引企业共同参与，整个行业才会活跃起来，“ 希望最终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跨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