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为少先队工作奉献了一生的人。

　　从1946年主持中共地下党创办的《新少年报》“咪咪信箱”，到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再到团中央少年部，直到1983年离休，几十年的时间，她一直在跟少先队打交道。甚至在94岁高龄，她还在亲笔修改少先队历史文章。

　　很多人说，她是少先队工作的专家，可是她却说自己只是一个老少儿工作者，做了一件“最不起眼的小事”。

　　她弥补了少先队历史的空白，离休后，她与人合著的40万字的《少先队工作手册》，被誉为“中国第一本”“中国少先队学的奠基石”。她主编的25万字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以来的第一部记述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史册。但她却拒绝要稿费，她说她做的都是她分内的工作。

　　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团中央系统第一个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人，她还是中国福利会颁发的樟树奖获得者，但面对这些荣誉，她从来都是心有“惭愧”，“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与大家一样，太普通了。我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奖励的地方”。她曾经这样说。

　　吴芸红，这是一个很多人并不熟悉的名字，却是一个可以载入少先队工作史册的名字。

　　一辈子的时间都给了少儿工作

　　在《辅导员》杂志执行总编李沧海的眼里，吴芸红是个偶像级的人物。李沧海常常想，这个90多岁温文尔雅的老太太怎么就有那么大的精力，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停止对少先队工作的思考。

　　“很难想象一辈子专心做一件事是什么感觉。吴老就是这样，她把一辈子的时间都给了少儿工作。” 李沧海说。

　　吴芸红的少儿事业是从1946年的“咪咪信箱”开始的。那个时候，她是全国各地少年儿童的“咪咪姐姐”，每天都会有很多小读者给她写信，倾诉生活中的磨难和苦闷，而她做的最多的便是通宵达旦给他们回信。尽管来信众多，但吴芸红却从来不马虎，每一封必定是认真读过，然后再认真回复，有时候一回就是五六页之多。

　　自那之后，吴芸红就再也没离开过少儿工作了。无论是在团上海市委，还是到了团中央，她始终盯着基层的少先队工作。

　　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名誉副会长沈功玲在刚刚进入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听到过吴芸红的故事。

　　“当年和吴大姐一起在《新少年报》共事的老同志段镇以前在团上海市委少年部工作，他曾跟我讲吴大姐在团市委的时候是怎么工作的。当时我觉得自己工作已经很卖力了，但段镇还是对我的工作状态不满意，他要我向老同志学习，提的最多的榜样便是吴芸红。” 沈功玲说。

　　尽管过去了几十年，沈功玲已经不太记得段镇曾对她讲过的那些往事，但段镇对吴芸红工作劲头的描述，她却记得清清楚楚，“她在团市委的时候要求少年部的干部每周都要到基层蹲点，要去发现好的少先队活动，发现好苗子好典型，然后再推广开来”。这样的劲头，一直到吴芸红离休很多年都在保持着。

　　沈功玲还记得，1988年自己跟吴芸红一起去内蒙古调研。那时，已经67岁的吴芸红跟着一些年轻的少先队工作者一起走进一个个少数民族学校。

　　“她每到一个学校，都会和学校辅导员深入交流，询问少先队的活动，还会蹲下来跟少先队员聊天。”在沈功玲的记忆中，那时的吴芸红身体并不好，可是她却跟着全程调研。作为一个已经离休多年的老干部，吴芸红原本是不需要这样辛苦的。

　　这样的劲头，同样让原《辅导员》杂志主编柯英印象深刻。

　　吴芸红离休后，柯英每年都要跟着不同的人去看望她，有时候是跟团中央的领导，有时候是跟基层的辅导员。每次，吴芸红侃侃而谈的都是少先队，讲少先队史，讲自己当年开展的少儿工作，讲怎样开展少先队活动……一讲到这些，她就刹不住车。有时候柯英都会觉得心疼，“老太太都七八十了，跟我们讲这么长时间”。

　　文革前，吴芸红曾经去北京通县调研。那一天，她连续走访了两个小学，跟校长、辅导员、少先队员都进行了长谈，最后却耽误了回团县委的时间。等她调研回去，团县委已经下班，关了大门，她和同事只能爬大门进去，翻窗取出自己的行李。

　　这个听来的故事一直印在柯英的脑子里，而这是吴老为少先队工作废寝忘食的最好佐证。

　　在少先队领域工作的时间太长，少先队对于吴芸红来说已经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听到哪里有好的工作经验，或者好的少先队员典型，她都会无比兴奋。后期，已经高龄的吴芸红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去基层调研了，但只要是有需要，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地上路。

　　“前几年我们在上海有什么重要的活动，或者开关于少先队的理论研讨会，都会请她，她都没有拒绝过。”沈功玲说。

　　但是上了90岁以后的吴芸红实在没有力气再跑，甚至给杂志社写文章或者给年轻的少儿工作者写信都有些吃力，连写在稿纸上的字都带着颤抖的痕迹。

　　最重视孩子需要什么

　　这一生，吴芸红的眼睛都在盯着少年儿童。

　　“她做很多事情不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而是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她是真正的以儿童为本。”吴芸红每一次给杂志社提建议的时候，柯英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而在做“咪咪信箱”的时候，这一点更加突出。

　　面对小读者的来信倾诉，吴芸红从来没有以指导者的身份自居，而是真正去关注孩子们和他们内心的需求。

　　那个时候，吴芸红不仅办报，还和战友们坚持组织各种小通讯员的活动，时事座谈，读书讨论，参观报馆和儿童福利机关，唱歌、游戏、跳舞，举行联欢会，还办了小图书馆。而每一项活动，在当时来说，都是小通讯员们想要的。

　　这种儿童观在她几十年的工作中从未丢失。原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张先翱，曾经跟吴芸红共事了11年。这11年，甚至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他一直被她的这种观念影响着。

　　1980年，在《辅导员》杂志做顾问的吴芸红发起了《都入队了少先队还有作用吗？》的大讨论，她还亲自写了讨论总结。

　　在刊发的总结中她这样说：“在少先队，少先队员是组织的主人，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自己动手组织各种活动，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们应该信任儿童，尊重儿童，适应儿童的特点。”

　　在吴芸红这里，少年儿童的事就是最大的事。

　　曾任团上海市委少年部部长的沈功玲也经常向吴芸红汇报自己的工作。每次汇报，吴芸红并不仅仅关心她个人的工作情况，而是更多关注基层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员的情况。

　　那个时候，她开口必问，“你们孩子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调动得怎么样呀？少先队员都有什么需求呀？”

　　如果听到小朋友的案例，她马上就会兴奋起来不断地追问。

　　当年，沈功玲学着前辈们办报的样子，办起了少先队队报，上海100万少先队员有了自己的报纸，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了。接着，红领巾理事会、红领巾通讯社也都成立了。

　　听到这些，吴芸红的眼睛都亮了，她说，“像这样符合少年儿童兴趣需求、调动他们积极性的事情一定要支持”。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

　　把一生都奉献给少儿工作的吴芸红没有喊过累，更没有因此而争过荣誉。

　　直到现在，吴芸红编的书还是很多辅导员用来开展少先队活动的指南。而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在她离休后用腿、用笔一点一点跑出来、写出来的。

　　原共青团中央少年部副部长徐文孝曾经跟着吴芸红编过书。1978年，团中央少年部刚恢复，为了恢复少先队组织，使辅导员尽快地提高业务水平，吴芸红主编了一本少先队工作手册。

　　“工作量很大，吴老亲自写提纲，约稿，审稿。”徐文孝说。

　　那个时候的吴芸红身体不好，她常常带着病改稿子，为了稿子的质量，她一字一句反复地抠，甚至有的她觉得不好的地方，就自己重写。跟在吴芸红身后的徐文孝就这样看着她把一本好几万字的小册子编好了，她对少先队工作的熟悉程度让他咂舌。“一年多来跟着她编这本书，少先队工作也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在编《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时，60多岁的吴芸红和另外两名离退休的老大姐一起辗转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去基层寻找最早那批见证少年儿童运动的人。拜访老人、查阅资料、走访文史馆，这些连年轻人做起来尚且有些吃力的工作，吴芸红做了一个多月。

　　最后，一部四本《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资料选辑》和一本25万字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成为她的战绩。

　　不过，一个小细节却引起了张先翱的注意：那本她主编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话》封面上第一作者写的竟然不是吴芸红的名字。

　　“她就是这样的人，她从来不在乎荣誉，人家给书提些建议，她就把人家的名字写成第一作者。在报刊杂志上发稿也是这样的，给辅导员改稿，就算是她全部重写了，她都不会加上自己的名字，甚至她自己写的文章都署编辑部的名字，再不行就用笔名。”张先翱说。

　　名利在吴芸红面前几乎没有一点分量。她拒绝荣誉，拒绝稿费，拒绝组织上给她的特殊照顾。

　　她体弱多病，经常头晕，单位想派小汽车接送她，她拒绝了。

　　1983年职称评定，按学识、水平、能力和资历，她可以直接申报编审（相当于教授），她也拒绝了。

　　甚至，在出差的时候，连一张软卧车票她都拒绝。

　　“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与大家一样，太普通了。我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奖励的地方……”面对褒奖，她总是这样说。

　　这样的吴芸红让张先翱佩服、感动，“老吴是我这一生都要追随学习的楷模”。

　　这样的吴芸红也总是能让张先翱不自觉地提起，不管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甚至是给别人的书写序言，吴芸红都是他经常要提的名字。

　　“在少先队工作的星空中，最为明亮的星当属与党同龄的老少先队工作者吴芸红，她长期在团中央少年部、中少报、《辅导员》杂志工作，品德高尚、有口皆碑；少先队工作中许多指导思想凝结着她的心血……她岁入耄耋，思想年轻，是共青团系统的模范党员，是我们崇敬、追随的楷模……”

　　这是张先翱为今年7月的《辅导员》杂志写的刊首语，只是这一次，吴芸红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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