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江津区“四点半课堂”里，大学生志愿者正和小朋友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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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在上海嘉定南翔镇安居广场的“我嘉书房”内阅读。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推进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许多地区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从“划桨”转向“掌舵”，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面对群众需求，政府自身“力不从心”

　　“孩子的父母都在工厂打工，小外孙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和做作业问题让人头疼。”现年65岁的万文孝是重庆江津区双福街道黑林社区居民，外孙放学后家长都没下班，万大爷更是有时连孩子人影都找不着，心里老悬着。

　　近年来，双福街道内的大型工业企业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增加，当地居民也纷纷进工厂就业，形成了大量双职工家庭。“小学放学时间在下午4点，小孩放学后到父母下班前的这一两个小时常是‘真空’时间，孩子难免会乱跑，家长也担心。”双福街道黑林社区书记张德万回忆说：“家长都问，能不能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孩子在文化中心看课外书、做作业……但我们自己哪里有办法啊，工作人员不足、活动资源和资金也有限……”

　　双福街道遇到的难题并非孤例。在我国很多地区，由于人口数量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群众需求日益广泛和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在资源配置、供给数量、队伍建设等方面难以跟上变化速度，文化机构自身已经“力不从心”。

　　“上海嘉定区目前的区级在编文化从业人员有192人，镇级在编文化从业人员仅有100多人，以近300人的文化从业队伍要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管理越来越多的文化场馆，面对越来越多样的群众需求，客观地说，确实有些应接不暇，也难以保证服务质量的提升。”上海市嘉定区文广局公文科科长齐秋生坦陈。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表示，文化发展到今天，在硬件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仅靠传统的发展思维是不行的，政府要转变传统观念，进一步简政放权，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2015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2015年5月，国办转发文化部等4部委《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比较完善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实际上，嘉定区共有区镇两级群众文化团队500多支、登记注册的文化类社团组织38家，以及近千名文化志愿者，齐秋生想：“这些散落在社会上的民间文化力量，怀有对文化的热爱和热忱，但我们对这些社会力量的整合还不够充分。为什么不能创新体制机制，发挥政府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力量呢？”

　　与此同时，张德万也看到辖区内有多所高校和众多大学生志愿者，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做文章？

　　专业社会力量对接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们召集居民在一起开了个院坝会，初步商定与学校接洽，在社区文化中心开个学生课堂。”让张德万欣喜万分的是，此建议得到了大学的充分支持，最终，黑林社区与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展开合作，正式开办起“四点半课堂”。

　　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4点半至6点，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就会准时出现在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为中小学生们提供学业辅导的同时，还根据孩子们的需要进行绘画、舞蹈、诗词、音乐、手工等方面的兴趣培训，清理垃圾、收拾废旧报纸、制作环保设施等学雷锋活动也经常开展。“‘四点半课堂’是完全以政府购买的形式展开，家长不出任何费用。我们也有严格的签到、考勤和沟通机制，确保孩子安全。”张德万说。

　　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力举措，让老百姓获得了“超出想象”的实惠。“大学生来辅导娃娃写作业，还有很多兴趣活动，现在孩子下课后背着书包就过来了，我们也放心了。”让万大爷更乐呵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培养了不少好兴趣、好品德，“回家后还帮外婆扫地呢”。截至目前，双福街道已先后有11个社区开设了“四点半课堂”，辖区6所高校参与其中，为400户家庭成功解决了“真空”难题。

　　巫志南说：“‘四点半课堂’实现了孩子有了‘新老师’、大学生有了实践机会、社区有了帮手的多赢。解决了孩子放学后的时间真空问题，弥补了家长们的关怀真空，让‘问题时间’成为孩子的学习时间，这不就对接上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了吗？”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居民彭泉最近几乎每天都会步行10分钟，来银翔路1227弄的“我嘉书房”看书、上网、学习。“‘我嘉书房’里的现代化气息浓厚，营造了很好的阅读氛围，而且24小时开馆，和传统图书馆比起来，可谓高颜值、高品位、多功能，我不知不觉就爱上它了。”彭泉说。

　　南翔镇安居广场“我嘉书房”委托市级非营利性机构上海东方青少年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运行管理，南翔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负责书房运营费用及监管维护工作。上海东方青少年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发挥资源优势，定期在书房开展系列优质活动。中心主任史勤谈道：“我们把书房纳入到众多管理网点体系，共享活动资源，用较低费用购买高品质文化服务。据统计，在书房开馆1个月时，已经自助办证429张，开展各类读书活动14场次，到馆2万余人次。”

　　南翔镇文体中心主任平晓玲说：“文体中心也从具体运营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担当监管者的角色，有更多精力去思考如何完善书房管理，响应百姓需要。”

　　山东省沂源县农村现在活跃着200多个乡村文化理事会，2000多位热心文化事业的文化骨干、社会贤达人士、老干部积极参与文化设施的管理和运作，有效破解了基层文化设施无人管理、文化服务辅导缺位、文化设备闲置浪费等诸多问题。历山街道城东社区文化理事会是沂源县成立的第一个文化理事会，并以“文艺骨干”为“班底”牵头组建了戏曲票友兴趣组、舞蹈组、演唱组、乐器组、书画组、经典诵读等6个小组。自该社区文化理事会成立以来，各活动小组按照排定的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文化服务活动，年服务人次达6000余人次。

　　完善监督机制，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

　　一直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多认为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全包，服务基本上由政府“一条龙”包揽。但政府可以提供的只是共性需求，满足不了个性需要，可以提供基本服务，但提供不了个性服务。同时，由于事业单位的行政化运作方式，灵活度不够，导致文化服务专业性不够，创新发展动力也较弱。所以，将专业、有热心的社会资源有效整合利用起来，可谓是实现公共文化提质量、增效益的一条有益途径。

　　开展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表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不仅需要各级政府有正确的认识、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还需要有一批形态多样、结构合理、能力专业、治理规范的承接主体。

　　此外，要确保社会机构开展工作的方向“不走偏”，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巫志南说，要特别防止社会主体形成新的固化“阵营”或者某家独大，必须始终保持开放和公正，制定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并始终让群众对社会主体的发展进行鞭策。

　　对此，齐秋生介绍：“嘉定区注重群众主导，引入了公共文化服务议事规则，让社会各界的利益相关方来共同对公共文化重大事项行使集体议事权。并通过系列社会化自治组织，引导社区、单位、群众参与到文化项目采购、活动组织等方方面面。2014年，嘉定区又在区、街镇层面成立公共文化服务议事会，让各界人士对公共文化重大事项进行议事，改造‘自上而下’的服务流程。”

　　近期，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委员会拨付100万元，“采取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加文化志愿者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区约60个社区中全面推进‘四点半课堂’，为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委员会主任郑军燕说。

　　此外，政府购买社会力量以后，在监督以外还应该继续提供配套服务，不能“一放了之”、当“甩手掌柜”。“图书馆的书籍、文化馆的培训等资源，应该继续和社会力量一起提供服务；政府也有义务采取措施，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巫志南表示，“比如，借助‘四点半课堂’等平台，就完全能够为孩子、居民提供更多适销对路的服务，也能依靠专业力量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培训，这也是政府服务的责任所在。”

　　《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14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