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光明

由于廖俊义在广安时期释放了一些革命者，引起了军统的不满，军统说他“通共”，直接告到了国民党最高层。1949年7月上旬，省特委会将廖俊义调回，又任省特委会特情人员，协助搞“应变计划”。他草拟的计划标题是“武装逃难”，徐中齐很不满意，渐渐不再重用廖俊义。

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川西工委书记胡春浦[25]（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温江地区专员）通过熊倬云[26]（时任伪成都警察局分局长，后投诚）曾派人对廖俊义进行策反。廖亲眼看到，正当国民党军队将士在前线为蒋家王朝流血卖命，而成都军统特务、电信局局长方砚农以及黄少谷[27]（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委）、叶青（大叛徒）、徐焕升[28]（曾任空军第5路司令，抗战时曾驾驶飞机到东京撒传单，呼吁日本人民反战）、徐中齐，逃到成都的蒋经国等军政要员，还在方的家中（位于成都暑袜街时代村，现物资局）和成都有名的交际花“原子弹”一起跳舞，他深感痛心和失望，也觉得蒋家王朝已经腐朽到极点，必垮无疑。

在中共地下党的感召下，廖俊义决心迅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走向光明。他从《囚粮册》中得知敌人关押的32个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名单，即后来的成都“12.7惨案”[29]人员，通过熊倬云将名单转交给了胡春浦。

1949年12月，廖俊义随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逃往峨眉山。上级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小瓶毒药，让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廖俊义没有“舍身成仁，舍身取义”，而是带着四个人，在峨眉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沙）江支队投诚，从黑暗走向光明。

后部队把他们送到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长赵方安派他参加位于成都市金河街西南军大高研班学习，参加人员均为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团以上军官。仅两天，杨电如、熊倬云就推荐廖参加剿匪。于是，正当台湾当局为廖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时，他正在参加我军的剿匪战斗。此时，廖已是革命军人，享受团级待遇，每月有3万元（旧人民币）津贴，家中挂着“光荣军属”匾。

重获新生

1950年川西剿匪时，廖俊义先是于1950年春节前，参加了对什邡土匪、又号称是“双枪老太婆”的赵洪文国[30]（女）部的平叛。

由于他在成都警察局时，对阿坝一带土匪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又被抽调，会同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31]、参谋长何正文[32]绘制阿坝地区剿匪地图和战斗方案。他将（理县）苏永和[33]、（小金）古丹池、（黑水）芦花太太[34]、（红原）华儿功臣烈[35]、周迅予[36]、傅秉勋[37]等几大土匪情况介绍得清清楚楚。

廖提出，对土匪总体上只能实行“围而不剿，断其粮草，阻断通讯，待其内乱”的策略，加以平息。

在平息阿坝土匪叛乱时，他提出，由天宝[38]（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即桑吉悦希（后任西藏自治区书记），劝说阿坝大土司芦花太太，先稳住苏永和，其他都会迎刃而解。

他还提出将阿坝地区的电池全部买空，同时严禁内地电池运往阿坝。并且，打土匪骑兵要先打马后抓人，这是因为骑兵靴子装的是草，离了马将寸步难行。

廖的这些建议均被采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参加阿坝剿匪一个团（公安24团）收获最大、损失最小。他也受到了川西军区司令员张祖谅、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余述生[39]的表扬。

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土匪暴乱时期，匪首廖宗泽[40]曾给廖俊义写过信，让廖积极配合。廖俊义及时把信交给了组织。

廖还参与了对宜宾，宁南骑骡沟（时号称“小台湾”，头子为田动云[41]，筠连人，黄埔5期，曾任交警第5总队长）等地土匪暴乱的平息。

廖俊义在川西军区工作期间，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42]同志，曾专门找廖单独谈过话。贺对廖讲：“廖俊义，你在国民党里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你和我们地下党有联系，给地下党做了很多事。我们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必办’不是‘必杀’。共产党只有阶级恩怨，没有个人恩怨，你还年轻，好好干！”

后来，廖被作为国民党战犯关进了监狱。

1975年，他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被特赦，并被安排到成都市第三砖厂工作，按县团级专业对待。

廖曾被借调到四川省文史委审稿组工作过一段时间，也看了不少文史档案，因此，对四川民国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被称为“活档案”。

文革期间，黑白颠倒，很多坚定的革命者都被打成“叛徒”、“特务”。为了使之“合法化”，许多造反派都到监狱找到廖，让他写证明材料。廖都实事求是地写，绝不昧良心。他曾保释出的王清兰（解放后曾任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办公室秘书），也被打成了“叛徒”，造反派找廖写证明，不管他们如何威胁恐吓利诱，廖都如实证明王清兰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不是叛徒。使造反派的阴谋未能得逞，再一次挽救了王清兰同志。

四川某造反派的大头子，曾派人劝说廖俊义，让他证明“邓叔平是特务、叛徒”，并许诺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安排到政协。廖坚决不写，也再一次救了邓叔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当天晚上，廖俊义立即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副书记赵苍壁写了“检举信”，检举江青上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被捕叛变的历史问题。那是他在狱中听同室的万大镛谈的，万大镛的哥哥万大宏（中统局主任秘书）、崔万秋、先大奇曾审问过江青并亲眼看到江青叛变。只是当时江青正“红”，他们又是战犯，不敢检举。

中央和省委收到廖的信后，十分重视。中央专案组、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央组织部成员在四川省委副书记赵苍壁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修的陪同下，在望江宾馆两次接见了他，并就检举信进行了核实，对他的检举行为进行了表扬和鼓励，说廖是民间揭发“四人帮”第一人，肯定了他的爱国行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廖又积极地为文革中被错打成“叛徒、特务”的王清兰等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写证明材料，使得这些同志能及时得到平反。

在川东期间，廖和重庆皇后歌厅歌女李国瑛（后改名李菁，重庆市向辉学院毕业，重庆市社会局副局长赵冠仙干女儿）相爱，同居并生下一子。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使他及其他一些党政要员一心“反共”，不三心二意，将他们的家人作为人质先送到香港后送往台湾。在白市驿机场，李菁和不到两个月的儿子与廖挥泪而别。后他们母子到了台湾，从此，天各一方。

1950年，台湾当局以廖俊义“杀身成仁”，为他开了追悼会，李就改嫁他人。到台湾后，李成为港台两地最抢手的电影女明星。她和廖的儿子，后定居美国加州。

特赦时，政府向廖讲明了“留在大陆，或去港澳台以及外国的来去自由政策”，并表明若廖愿意到台湾探亲，政府负责费用。廖谢绝了政府好意，表示留在大陆，不去台湾。自李到台湾后，廖未再娶，至今仍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