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留守儿童总数到底有多少？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怎么样？

　　从今年3月底到7月底，民政部与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决定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从而实现精准帮扶。

　　此次开展的摸底排查工作总体目标，是全面、清晰地掌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规模、分布区域、结构状况，及时掌握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信息，建立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库，并健全信息报送机制。

　　如此大规模的普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留守儿童现象的解决会起到哪些作用?后续又该如何跟进？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执行院长宋宗合。

　　■记者：我国留守儿童的问题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宋宗合：2006年10月19日，由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妇联等12个部委共同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在北京成立，工作组致力于解决中国日益突出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当时全国妇联测算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2000万人。

　　距留守儿童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10年之后，今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3月底，民政部与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决定开展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4月6日，由27个中央部门组成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开始运行。

　　■记者：为什么今年中央层面会密集出台与留守儿童相关的举措与文件？会开始如此大规模的一个摸底排查？

　　■宋宗合：全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一直缺乏权威数字。数字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对留守儿童这个庞大群体，有更清楚的了解。

　　目前我国留守流动儿童的总量被测算为约1亿人，其中留守儿童的数量约为6100多万人，这是全国妇联依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时至今日我们并不知道全国留守儿童的具体数字。

　　一次有效的科学摸底工作，势必会让一系列围绕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工作更加有的放矢，有助于高层的科学决策，也将让“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愿景变得切合实际。

　　这10年间，关于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心理、道德、安全诸问题常常以新闻事件中的悲痛人物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悲情累加，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孩子是民族的未来，是社会的希望，只有给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孩子一个可预期的未来，社会才有发展进步的可能。所以李克强总理才会在今年年初表示：“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记者：有观点认为，像这样的摸底调查，其实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困难，关键还是在于在调查执行的过程中，各级执行者、尤其是乡村一级的执行者是否有相应的责任心，是否有尽力帮扶的意愿。这次普查会不会也遇到类似问题？

　　■宋宗合：此次普查其实对组织方的严密组织能力是一次考验。

　　民政部于今年2月首次设立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并承担起“开发管理未成年人保护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信息系统”，推动各地建立党委政府领导的协调机制、开展全面摸底排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功能等工作。由此留守儿童精确化服务管理才见到起步。

　　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特别要求“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精准施策”。此次普查还要求各省份和民政部定期对外公布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数据。虽然落实起来可能会有各种难处，但是这次普查总体来说是大好事，也是很有必要的。

　　■记者：普查是为了获得实情，为决策与执行打下基础。普查之后，关键还是要拿出切实举措，把留守儿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考量，做出后续的关爱与帮扶，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宋宗合：普查方始，虽晚勿嗟。只是期盼已久的普查承担了太久太多的期望，还需要依据现实情况推动各种衔接工作。

　　一是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相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的衔接工作。

　　在4月6日首次召开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联席会议召集人、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把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纳入本部门、本系统工作总体安排，予以部署和落实，督促指导基层单位、机构和组织完成好具体工作，在家庭监护监督指导、摸底排查、教育关爱、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关键环节或工作任务中积极承担责任、发挥作用。这一儿童保护流程即来自民政部门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探索。在普查过程中，充分了解各地留守儿童在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特困供养对象社会救助制度、儿童福利制度等法律制度层面享受的制度保障层次，促进相应儿童保障制度有机衔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应保障儿童对象的福祉和发展问题。

　　二是要推动监护人责任、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衔接。

　　一方面，留守儿童是社会发展特殊阶段的特殊概念，普查对象面临流动性，而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也可能发生流动。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可能在家庭、政府和社会三者之中变动，家庭监护人可能因意外失去监护权利、也可能因监护能力不足而被转移监护权利，儿童的责任监护人变动，其应当享受的基本生活、照管、教育、医疗权利，包括生存、受保护、发展和参与权都不应被剥夺或损失。另一方面，无论是积极还是适度的国家责任，都应当强调国家责任和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统一协调，单独强调其中一种责任都无法实现儿童权利的健康发展。

　　三是要推动儿童保障机制和家庭保障机制的衔接。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到2020年使农村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留守儿童现象减少的现实意义就是完整家庭的增加。流动社会所带来的家庭割裂是整体社会进程的制度调试不足和区域制度不平衡造成的，再精准的留守儿童关爱和帮扶也不能脱离家庭环境，只有协调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关系，营造家庭合理迁徙而不是单纯的劳动力迁移环境，保障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完整性，农村儿童留守现象才能逐步消失。

　　■记者：对留守儿童摸底，迈出了“精准帮扶”的重要一步，而后由民政部等27个部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更是从更高层面统筹协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您怎么看待这个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关爱保护留守儿童工作中的作用与效应？

　　■宋宗合：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专指为协商办理涉及国务院多个部门职责的事项，由国务院批准建立、各成员单位按照共同商定的工作制度。是一种及时沟通情况，协调不同意见，以推动某项任务顺利落实的工作机制。实际上，在我国以往的有关跨区域、跨部门实施的类似政策部署实践中，国家层面的统筹和协调显得尤其重要。

　　在以往的实际工作中，的确出现过类似政策在落实之后才遭遇执行不畅的尴尬，继而寻求更高决策层帮助的情况。此次不同的是，国家层面预先作出同步部署部级联席制度的安排，正是意在破解和避免在今后实施关爱保护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分工不明、推诿扯皮等问题。

　　作为行政机构最高层次的联席会议制度，虽然不具有实质性权力，但确实是历经我国实践检验后证实能够发挥有效功用的制度安排。此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等27个部门组成，也正是有意在破解留守儿童难题上避免出现这一症结。

　　可以说，国家层面在围绕破解农村留守儿童现象难题上，已部署了由上至总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安排，下至政策落实以及工作机制共同组成的规划网络，这无疑为实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的近期目标添加了有力砝码，但想要彻底消除农村留守儿童现象，仍然需要着眼长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统筹，方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