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拉美教汉语；到美国学烹饪；在泰国伺候大象；到澳大利亚生态农庄种地；在缅甸修学校；到德国帮助孤独症患儿；甚至去塞拉利昂做接生婆……越来越多走在潮流前面的青年人发现，原来还有认识世界的“第三条道路”。千姿百态的海外义工项目，比旅游更深刻，比留学更酷。

　　在生命终点线上的陪伴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李莎和男朋友马麓报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临终收容所“垂死之家”义务工作两周。抵达后，第一项工作就把李莎震住了。“把堆积如山的衣物分类，沾上排泄物的、相对干净些的要分开放置。分类时必须凑近观察那些充满恶臭的衣物，上面沾着各种呕吐物、食物、粪便、脓疮、唾液，混合着腐臭气味扑面而来……”那场景李莎一辈子都忘不了。

　　李莎被一位白发老妇打动了。那位老人骨瘦如柴，看上去好像风中摇曳的稻草人，布满红斑的皮肤紧贴着骨头，因为长期无法走动，她的四肢都有萎缩迹象。

　　李莎每天负责为她擦药。有次擦完药起身准备离开时，老人突然将她揽入怀中。吃惊中，李莎看到那位老太太仰面看着她，眼泪从年迈而混沌的眼睛中涌出。“那一瞬间，我也流泪了，”李莎说，“我们一老一少就在那里相拥了好久。虽然没有说话，但我完全懂她。”

　　抬死人，是马麓在“垂死之家”最震撼的经历。在太平间，马麓和修士默默帮老人整理遗容并用白布将他包起。“老人身体微凉，赤裸躺在铁床上。我不想任他的手垂着，于是把它们交叠放在腹部，看起来比较安详。”那时，他抬头看到太平间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谢谢你带我去天堂。

　　到非洲喂猴子，去泰国养大象

　　与大多数人花钱出国看动物不同，一些人选择花钱出国伺候动物。

　　今年3月，广州男生王博文就参加了纳米比亚的30天动物保护项目。

　　与普通游客不同的是，他需要做很多“苦劳力”。比如，学习如何用沙土和石灰制作砖头、修建营地，又比如，为了能在雨季多为动物们储存些水，营地还组织志愿者到草原各处挖坑，建人工蓄水池。看似简单的劳动，在接近赤道的高温烈日下都极其耗费体能。王博文回忆：“只一会儿时间，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男生们纷纷脱去上衣，却发现每个人皮肤上都被晒出了一件‘背心’，特别搞笑。”

　　“动物园是人造的假象，围观动物不代表爱护动物，那完全是人类的娱乐。”王博文说。在非洲，他第一次和动物生活在一起，看鳄鱼捕食，研究斑马交错站立，围观猴子吵嘴。多亏纳米比亚的义工活动，带他走进了动物的世界。

　　最让他享受的是给动物幼仔喂食。王博文经常负责给营地救助的白面猴Rita喂奶。Rita野性很强，每次喂奶总爱挠人，可几天接触中。他们迅速熟络起来。后来Rita总爱一跃跳到他身上撒尿。“其他志愿者看见后大笑不止，一个美国朋友还叫我‘Rita的移动厕所’。”对此，王博文很是得意，“这充分说明它喜欢我。猴子都利用小便表示归属感。”

　　在亚洲泰国，保护大象的志愿者项目极具吸引力。从一天体验活动，到持续几周的志愿劳动，时间安排非常灵活。人们不但能够近距离观察大象并了解它的相关知识，更能花几周时间接受培训做大象饲养员。

　　去年，Verian参加了清迈和素林的两个大象保护项目。在清迈，Verian常一早跟着养象人下田搬食材，然后在厨房为大象清洗要吃的西瓜、南瓜和甘蔗，一箱箱装好，11点准时给大象喂食。在素林，Verian见到大象生存的另一面。她发现很多大象整天持续不断地摇头晃脑，踢腿跳舞。象园工作人员说，部分养象人想方设法利用大象表演赚钱。很多利欲熏心的养象人常用镰刀状的工具猛戳大象的头颈部，强迫它们做各种动作。还有些大象被残忍地刺瞎双眼，被当作乞讨工具。身心受伤被商人抛弃的大象，即使现在已经脱离街头乞讨的境遇，还是改变不了旧习惯。

　　回国后，她不遗余力地劝说身边每个计划赴泰旅游的人千万不要花钱参加“大象娱乐项目”。“很多人永远不了解，他在泰国骑大象最开心的时光，却是伴随大象一生的梦魇。”

　　医生无国界

　　一年前。台湾男生李一辰还按部就班地做着麻醉师。三年前，北京妇产科医生安娜还过着往返于家与医院、两点一线的平凡日子。

　　怀着“生活在别处”的愿望，带着内心最后一丝躁动，他们不约而同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生活到世界最艰苦的地方行医。成为“无国界医生”。而且都“做上了瘾”。

　　“我就像一只井里的青蛙，抬头只能望到那一小块天空。”这是李一辰参加“无国界医生”前的状态。5年医学院本科、2年研究生学习，外加2年毕业实习，李一辰按照设定好的轨道奔跑了11年。“我一直生活在台湾，从未看到外边的世界。我一面好奇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另一面又担心自己会不会就在一家医院这么老去。”

　　终于。转换跑道的时机到了。2012年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李一辰没想到，第一个项目自己就被派往叙利亚做战地医生。

　　“我从未看到如此惨烈的状况。”李一辰说，“在叙利亚，一波袭击后。医疗点涌满了伤员。有人肠子流出来了，有人头骨破裂，更多病人因爆炸受伤面临截肢……和平地区的医生很难接触到如此危重的病情，那场面比电影里呈现的可怕得多。”作为唯一的麻醉师，他简直忙翻了。

　　之前，武装冲突只是电视中一闪而过的30秒新闻，现在这就是他真实而狼狈的工作环境——晴天是叙利亚的“坏天气”，因为能见度高，空袭总会特别多。

　　在台湾的医院。李一辰总能气定神闲地为病人打针，但在叙利亚，医疗设备极其匮乏。这让他极为苦恼，“手术室的气体麻醉机特别落后，连废气都只能排到屋里大家一起吸。每天医生护士们都只能在废气中工作。”

　　最艰难的是。战地医生需要时刻面对生命流逝。有位老母亲曾长、跪在医疗点一个小时，求医生挽救她早已死去的儿子。她绝望的神情，李一辰至今记忆犹新。“很多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已经死亡的家人送来医院。有些逝者甚至头部和身体都分离了。”

　　做国际义工，让李一辰的生活完全变了。原本他觉得世界大得可怕，但随着到不同国家做项目，认识不同朋友，他猛然发现世界变小了。原来被套牢在医院的无力感消失了，眼前的人生一下出现了好几条通路。安娜同样满怀勇气出走，她最初到海外做医疗援助时，孩子还未满两岁。从塞拉利昂到巴基斯坦，从索马里兰到阿富汗，一晃三年，安娜参与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位于亚非四国的五个海外医疗项目。

　　作为妇产科医生，安娜的工作地点都是世界母婴死亡率极高的区域。在卫生和医疗水平极落后的地区，她时时要面对不同的风俗与矛盾。

　　塞拉利昂居民大都对医院心生畏惧。许多孕妇在家难产多天迫不得已才去医院急救保命。“你会见到各种在中国从未见过的极端案例。”安娜说：“当地孕妇没有产检，很多严重疾病和并发症都在分娩时刻才显露出来。病人送到医院时，情况总是一团糟。”

　　做海外志愿医生，安娜最深的体会就是，同样是产科，不同地区的病人都各具特点。作为医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产妇，而是不同国家迥异的社会形态、风俗习惯。“美国、日本、加拿大……很多人都去过，但我们服务过的那些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却是多数人难以抵达、绝少体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