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现在争议事件都是一些个人发起的项目。

    你会通过日常使用的社交软件、门户网站或是购物平台，为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捐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吗?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同时，《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以各类型企业为代表的机构捐赠仍然占据慈善捐赠的大头，“大众小额”在我国慈善捐赠中所占份额实际上非常小。而在发达国家，“大众小额”的持续捐赠往往才是慈善捐赠最重要的来源，占比甚至可达八成左右。

    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众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不仅是慈善资金的稳定来源，更是慈善文化的基石。他们谈到，提高大众对慈善事业的参与程度，不仅需要弘扬慈善理念、加强慈善教育，还需要有配套的制度和工具，使捐赠更便利、反馈更直观。由此观察，“互联网+”或将成为引导我国“大众小额”捐赠慈善发展的一条路径。

    互联网成大众慈善突破口

    深圳壹基金是我国目前影响力较大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其愿望就是倡导“人人公益”，即鼓励尽可能多的人以可持续的方式投入慈善，但几年来的效果看并不太理想。

    据知情人介绍，中国有6亿手机用户，但愿意在深圳壹基金平台上参加月捐计划、每天捐出1块钱的只有十几万人。而加拿大全国人口只有2000多万，一个基金会就可以有60万持续捐款的会员。

    “壹基金原本以为用20年时间，就可以在中国年轻一代中间普及‘月行一善’的理念，但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可能会更长。”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

    尽管我国大众慈善近年的发展仍未达预期，但以网络慈善为代表的一些新趋势仍然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得益于网络传播的高效和网络支付的普及，2013年，我国几个主要的网络捐赠平台如腾讯公益、新浪微公益、阿里巴巴支付宝E公益、易宝公益圈的捐赠总额突破了3亿元，基本上全部来自普通公众的小额捐赠，增势迅猛。

    以腾讯公益平台为例，其2013年的年度捐赠金额超过5000万元，累计捐赠金额突破1.5亿元。到2014年12月31日，其累计捐赠金额又攀升至2.5亿元。这一数字在今年3月底被刷新为3.2亿元。

    2015年前3个月，有超过400万人次的捐赠者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向各类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捐款。而新浪微公益平台上线约3年的时间内，也有超过400万人次的爱心网友通过这一渠道捐款。在2013年四川雅安芦山地震期间，该平台在72小时内就为32个项目筹集善款超过1亿元。

    在芦山地震期间，壹基金是募款数额最高的单个慈善组织。其筹集的约3.85亿元善款来自超过600万捐赠者，其中超过九成的个人捐赠是通过互联网渠道实现的。

    互联网不仅成为了慈善组织发布信息、募集善款的重要平台，在筹款过程中，一些慈善领域的话题、议题也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使得慈善理念与文化进一步得以普及，尤其是在青年群体和高知、高收入群体中影响力较大。“仅就募款而言，2012年网络筹款占我们募款总额的比例是15%，2013年到了25%，2014年占到50%以上，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创始人王奕鸥说。

    自2011年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先后卷入“问责风暴”以来，透明度与公信力成为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的一大挑战。而互联网业已成为各类型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最主要平台，对慈善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网络慈善的发展当然也会给相关行政监管带来新的挑战。比如，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我国目前对慈善组织的筹款活动有地域限制，但这一限制在网络募款平台几乎失去了事实上的可操作性。包括网络募捐的监督管理机制、慈善组织与筹款平台的权责边界等在内的一系列“游戏规则”，都需要进一步明晰。

    期待“互联网+”为慈善注入活力

    网络慈善尽管已经“锋芒”初露，可与我国巨大的网络人口基数仍不匹配，发展空间巨大。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说，根据发达国家现有的趋势估算，我国未来潜在的网络捐赠用户数量可达到两到三亿，要鼓励这部分群体的捐赠意愿，还需放开更多的捐赠渠道。

    政府主管部门、专家学者及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都谈到，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时，需要充分考虑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尤其应当以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互联网+”浪潮对慈善的推动作用，打破一些已经明显不适应互联网慈善发展的旧体制约束。

    地域限制是目前“互联网+”慈善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在业内人士看来，募捐应该是一个大家可以公平竞争的市场。“慈善的地域限制是常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和计划经济的思维。一个慈善项目好不好，应该让公众自己去选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在互联网上进行劝募，不仅地域性限制会被打破，甚至连公募和非公募的界限都会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固守过去的种种限制实际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不仅会抑制公众的积极性，也会给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工作带来很大麻烦。”窦瑞刚说。

    在3月下旬全国人大内司委组织召开的慈善事业立法座谈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都赞同取消对互联网募捐的地域限制。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彬指出，在过去两三年的高速发展中，互联网在慈善事业中更多地充当了媒体的角色，即主要是一个发布信息的平台。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演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可能从更多方面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需要留有余地。

    “比如说，现在阿里的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基于大数据分析，针对某个人的偏好和需求做一些很精确的劝募，互联网技术对慈善事业的推动可以是多方面的。”沈彬表示。

    一位长期关注慈善的政府官员认为，针对处在兴起阶段的网络慈善，制定政策法规的原则“宜粗不宜细”，而监管的首要问题是募捐主体的合法合规性，也就是谁能在网络上开展募捐。

    他说：“现在争议事件都是一些个人发起的项目。这类募捐很不好控制，钱用到哪里去、剩余资产怎么处理都是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最好的模式还是公募组织加网络平台的合作，像腾讯、阿里巴巴、新浪都有很大的资源和推送能力，跟公募组织合作会有很好的效果。”

    一些业内专家表示，几大网络募捐平台可以成为主管部门引导和管理互联网慈善的着力点，这些平台和公募组织应当严格履行求助人身份验证、情况验证等程序，明确募捐过程中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善后处理事宜等。(记者 赖雨晨 黄小希 李江涛 毛海峰 章苒 高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