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教师刘发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直率、爽朗。这个1970年出生的土家族女子，却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用“英子姐姐”这个网名从事助学，探索出了“一对一”全公开透明的资助模式，到目前为止共募集到了1600余万元助学资金，帮助湖北省内外2700余名贫困学生圆了读书梦。她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今年又被教育部评为2017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991年，刘发英从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前学校让每个学生填了一份毕业分配意见表，身为老教师的爸爸让刘发英在这张表上写上了8个字：“不回磨市支援边区。”“磨市”就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是刘发英家的所在地，“我们那里当时生活算比较富足的。”刘发英说，但是爸爸却希望她离开富足的家乡到更偏远的地方去。

　　当时的刘发英刚刚过了20岁生日，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8个字对她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想到这8个字最终会改变她的命运。只是因为“爸爸比较严厉”，所以，刘发英就按照爸爸所说的填写了。

　　结果，刘发英应被分配到了长阳最边远、最贫困的黄柏山乡陈家坪小学。

　　黄柏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如果你早上从脚下出发，到了中午你回过头看时还能看到你的起点。”刘发英说，“那真是盘山路，走也走不完。”

　　刘发英真的来到了“边区”，那里的条件艰苦是她没有料到的。她住的地方就是“一间土垒的小屋，”找来两条板凳，在上面放上几块木板，就成了她的床。“我们生活工作就都在这间房子里了。”刘发英说。

　　刘发英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到达黄柏山的第一晚。“当时并不知道黄柏山到底什么样，所以也没有带蚊帐等太多的生活用品，”刘发英说，结果，那一夜她一点儿都没有睡着，“房间窗外就是猪圈，味道很大，夜里到处都是蚊子”，为了不让自己浑身上下都是包，她不停地怕打着蚊子。

　　“山上没有卖东西的，老师吃的菜要自己种，烧炉子用的蜂窝煤也要自己做，上厕所要提着煤油灯走上挺远的路……”从小在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照顾中长大的刘发英很多事情自己不太会做，所以经常吃“白水煮面条加豆瓣酱”。

　　那时候的刘发英很爱哭：“吃不饱饭要哭，不敢睡觉也会哭”。

　　后来学生和家长们知道了刘发英的难处，便开始自发地帮助她。晚上刘发英害怕了，女同学就会来陪她睡觉。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地区，学生们都是在学校学习10天回家一次，“所以，每到第七、第八天的时候一些家长就会给孩子送一些小菜，同时也会给我送一些。”刘发英说。

　　正是这些家长和学生对刘发英的好，让刘发英爱上了这个边远地区的学校。于是她开始主动融入。

　　她去家访，她的学生分布在方圆几十里的高山峡谷之中，没有哪个学生的家里她没有去过。通过家访，她真实地掌握了学生的家庭情况，并尽可能地为困难学生排忧解难。她还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逐步形成了收放自如的课堂教学风格。

　　因为年轻，她下课经常跟学生们跳绳、跳皮筋，在操场上玩耍，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她。家长们送来了小菜，她总是炒上两大碗分别送到自己班的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所以班里的很多学生都说：“‘星期八’那天的饭菜最香。” 每月回一次家，刘发英路过县城时就会去买孩子们缺的东西。

　　就这样，刘发英在黄柏山上待了12年，直到2002年黄柏山乡合并到资丘镇，合并后，组织上调她到白沙坪小学任校长。

　　有了更广阔的平台，对刘发英来说是能见到更多的学生。“我看到了更多的贫困生，一天几元的生活费对这些孩子来说很难拿得出，很多学生只能自己带些咸菜和豆瓣酱，作为校长的我真的觉得难受，总想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刘发英说。

　　机会来了。

　　2005年，学校有了第一台电脑，还能拨号上网。刘发英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助学”这个概念，便尝试着注册了“英子姐姐”的网名，开始在网上不停地介绍学校、介绍自己、介绍贫困学生的情况。

　　但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很难对一个网名建立起信任，更何况“英子姐姐”说的是资助的事情。所以，第一年刘发英仅仅获得了800元的资助款。

　　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搞“网络助学”还没有什么成效，身边的人都对刘发英不太理解。“有领导曾经委婉地劝我改行，爱人觉得我自己多事，儿子也觉得妈妈太忙了。”刘发英说。

　　面对这些困难，刘发英的“倔强劲儿”上来了：“别人说我做不成，我便非要做成了让大家看看。”

　　于是刘发英开始更加脚踏实地了，她不停地到贫困孩子家中去走访，拍下照片，然后发给有诚意资助的人，慢慢地，北京的一个资助人资助了一个孩子，紧接着又资助了5个孩子。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英子姐姐”和她的“一对一”的网络资助模式，每一笔资助款项及具体的受助人刘发英都在网上公开。

　　就这样，越来越多人信任“英子姐姐”，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资助者。

　　现在，刘发英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一名小学老师，“网上资助”的事情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在做，“我也有了一个几十人的团队，大家都是志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老师。”刘发英说。

　　很多人对刘发英一直做这种“花了时间、精力还要自己‘搭钱’的事”表示不太理解，“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是边远地区的孩子和家长帮助了我，我现在帮助他们是在还他们的恩情，而且当被资助的学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当我们资助的孩子又回来成为我们团队志愿者的时候，那种幸福是很多人不能体会的。”刘发英说，她还会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