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天昊

　  2015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化之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2015年是完善行业链条，构建慈善产业生态系统的滥觞之年，也是回顾评估“十二五”慈善事业发展成果，展望“十三五”慈善事业发展规划的承启之年。回首2015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异彩纷呈，政府重视、企业推动、行业联合、多元创新、科技助力，中国慈善迎来了创新发展、多元助力的新时代。

　　刚刚过去的2015年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慈善生态的构建，慈善向产业化大步迈进，慈善法“开门立法”，取得重大突破。《慈善法》十年磨砺，提请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政府、学界、慈善组织多方参与，广泛讨论，民间参与立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展现了民主立法的现代精神，“鼓励、扶持、规范、发展”的立法精神，迈出了立法兴善的坚实一步。

　　“互联网 ”是知识创新推动的互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互联网之于慈善，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设施和实现工具与慈善事业的深度融合，创造出多元多彩的新的发展模式。 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创新驱动、尊重人性、开放包容、互通共享的特征，也正是慈善事业本身的特质。互联网为公益慈善事业提供了连接一切的工具、改变思维的模式、平等公平的视角，也为行业监督和自律提供了契机。

　　网络慈善从关注到捐助、再到今天的“众助”，科技改变了传统的公益形式。互联网思维下，众包、众筹、众智、众创为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开辟了新的资源渠道。继2014年“让红包飞”引爆公众慈善捐赠热潮之后，2015年上线的微信运动再次引爆公众“做运动、做公益”的风潮，在“捐步数”上线的当晚，微信平台捐赠的总步数就达到了16.3 亿步，捐赠次数 11.6 万，创新性的把运动和公益结合在一起，用互联网和穿戴设备，推动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让你参与公益事业;2015年，各大电商平台也各显其能，依托农村电商和产业开发精准扶贫，建设移动互联网乡村;污染地图App升级为蔚蓝地图，随时监测空气质量和水源污染，通过互联网信息公开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环境治理;腾讯9.9公益日吹响了全民网络慈善的号角，数亿网民通过小额现金捐赠、步数捐赠、声音捐赠等模式，以轻量、便捷、快乐的方式参与公益，1.28亿元见证了见证了“指尖上的公益”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

　　2015年，随着中国从韬光养晦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的外交战略转变，中国慈善组织开始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启了中国慈善国际化的新征程。

　　2015年年初，果敢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论坛召开，目的是搭建果敢民间组织和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交流合作的平台，几年来，一群中国公益人在这片神秘而贫困的土地上，为果敢人民的医疗、教育和发展默默奉献，践行着“公益不分地域和国界”的初衷;7月27日，中国扶贫基金会首家海外办公室正式在缅甸成立，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化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中国慈善组织快速反应、迅速行动，携全国人民的关注和爱心翻越喜马拉雅，在尼泊尔地震的一线开展有效的抗震救援工作，见证了中国慈善组织第一次大规模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同时考验了中国民间救灾组织有效、有序的协调合作机制。

　　2015年，爱德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借此举办了养老、助残、儿童权利、两岸宗教公益、农村发展等多个国际研讨会和论坛;爱德于埃塞俄比亚和日内瓦的两个海外办公室也相继成立，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与更多的国际民间组织开展交流互动，让中国社会组织的声音得以远播。

　　12月初，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FOCAC)，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包括就业、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文化教育、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惠及非洲人民的民生大事，并配套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中非合作应更多关注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另外还要开辟新的接触方式，而不仅局限于政府对政府模式。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在非洲已经做出了诸多尝试，如扶贫基金会在苏丹援建阿布欧舍友谊医院、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星巴创立的马赛马拉野生动物基金会等，中非合作全面展开定会为民间慈善交流合作提供新的机遇，民间组织交流将为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增添新的砝码。

　　6月21日，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从五个方面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一批“有知识、会科技、会经营、懂公益”的“80后”、“90后”新生代职业农民从城市回到乡村，带回了农业经营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正在悄悄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他们带着保护农村、致富农民、再造新故乡的初衷，利用互联网与公益，探索出产业帮扶、农民赋能、社区培力、环境改善、文化活化的农村发展的新模式。2015年，由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联盟主办的“寻找返乡创客2015”举行，鼓励和推动更多的青年人关注乡村建设，结合自身优势打造梦想中的“新故乡”，如今已形成多个品牌，如邓飞发起的“e农计划”、河南信阳郝堂村、海南火山村、云南大理沙溪古镇等，他们在探索可持续公益、城乡互助合作、电商精准扶贫与传统文化保护的道路上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除了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众多公益组织也利用互联网工具，运用商业持续模式，全面提升农村扶贫的水平，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包括产业开发小额贷款项目、农村助学与助教、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农业与环境改造、医疗帮扶与基础建设等等。同时借鉴台湾等地“社区整体营造”的手法，赋力赋能在地力量，通过人、文、地、产、景的综合评估与整体改造，从而推动农村地区整体面貌的改变与提升。 这种长期的、在地式的综合扶贫方法，将会是未来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建设的重要方式。

　　2015年5月，民政部与清华大学合办的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目标是推动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为公益慈善培养高端的专门人才。11月，由五位中美慈善家联合发起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更加注重公益慈善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多元文化的公益慈善高端管理人才为目标。近年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虽发展迅速，但基础十分孱弱，民间认知落后、专业培训匮乏、行业薪酬低成为制约公益人才发展的三大障碍，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面对行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众多公益机构率先发起各种针对公益人才的培养和培训计划，如银杏伙伴计划、公益星火计划、卓越领导力计划、慈善千人计划、劲草同行计划、明日伙伴计划、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班、四川青基会天府伙伴计划、敦和公益优才计划等，涵盖从草根NGO到基金会、从项目官员到机构管理者全方位、多角度、跨行业的培训项目。

　　除了各类公益组织举办的各类短期培训之外，各大高校也积极参与，建立专门的公益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满足现有公益行业对学历教育和体系教育的需求，一方面吸引社会人才，不断为公益慈善行业输送新生力量。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公益管理项目、清华大学公益慈善方向双证MPA、人民大学非营利管理方向双证MPA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领域MPA(双证)项目等，目标是培养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的高级管理人才。除了行业性组织、高校举办的各类公益人才培养项目之外，各地政府、公益组织也纷纷开展针对公益行业实操的短期充电沙龙和培训，以促进同行之间的经验交流，公益实务的沟通与共享。 如今，多元化、跨领域、多层级、全周期的公益慈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人才培养的效果仍待考验，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缺乏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机构管理者，更大的缺口在于如何满足社会形形色色需求的专业服务人才，这需要政府、企业、学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持续关注，公益慈善行业的基础建设与专业化水平任重而道远。

　　从2014年开始，公益结盟运动兴起，到今年更是愈演愈烈，成为年度行业发展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公益结盟运动指使命相同或服务领域相同的机构联合起来，抱团取暖，凝聚更多资源，形成更大的合力和影响力。与传统行业不同， 联合是公益慈善组织的先天优势，也是公益慈善组织站稳脚跟、撬动社会资源、寻求规模效应、影响广大民众的有效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和使命是公益组织联合的纽带，通过公益组织联合，整合资源、统一发声、协同合作、来提升公益慈善服务的绩效，扩大公益慈善服务的范围。

　　2014年9月，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在深圳成立，构建连接政府、市场、社会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同期，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联盟在深圳启动，以资助、培训和论坛的形式，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2015年4月，公益筹款人联盟在北京成立，使命是搭建筹款人交流平台，致力于培养筹款专门人才，推动筹款职业化发展。9月，由多家儿童服务类慈善组织联合成立的儿童大病救助联盟在北京成立，将主要开展打造大病儿童救助信息平台、提升儿童大病救助社会影响、拓展专业合作等三方面工作;同是9月，公益组织服务联盟(简称：益联盟)在深圳启动，是由支持公益行业发展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联合组建，为多元主体参与公益事业提供综合性的服务。11月，9家关注教育的机构发起成立教育公益联盟，凝聚公益界、企业界、媒体等多方力量，合力解决当前中国教育及教育公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2月1日，中国儿童教育志愿者公益联盟成立，联盟将集聚和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在“助学”和“助教”方面，为困境儿童和教师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12月，20多家媒体、网站、互联网企业在北京发起“全国网络公益联盟”，旨在推动网络公益内容的共同创作、网络公益广告共同传播、网络公益项目共同行动、传递网络正能量。

　　除行业性、专业性的公益联盟之外，各地区也纷纷成立区域性的公益组织联盟，如爱心河北公益联盟，ISD爱山东公益创新空间等，旨在整合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当地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公益结盟运动很好的展现了公益组织整合资源、协同合作的天然优势，也体现了公益慈善行业市场化不断增强，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的趋势。但结盟运动不应停留在成立一个松散的联盟，而要做好专业分工与资源分配、打通传播渠道与信息共享、推动行业标准和数据转化，真正提高公益资源的效率，促使慈善项目的落地。

　　2015年初，徐永光预言：2015年或迎中国大陆的社会企业元年;也有媒体评价说，我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发展从萌芽期进入了市场建构期。回首2015年，“社会企业”的概念渐渐被人所熟悉，很多公益组织已经开始探索社会企业转型的道路，在坚持公益服务的同时，借鉴商业运作的模式和公益的目标相结合，用社会创新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很多公益慈善组织的共识。2015年6月，首届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在深圳举行，徐永光提出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有力推动了社会企业概念的传播。9月份的中国慈展会上，五家机构联合发布《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7家社会企业获得慈展会民间认证，为社会企业的认证标准进行了探索。英国大使馆文教处联合多家基金会、投资机构共同搭建的社会企业投资平台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前两年的基础上，吸引了更多的社会投资机构的加入，从影响力上取得了一些突破。

　　但是社会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问题，首先，社会企业的概念仍然难以得到大部分投资人和公众的认同，“公益=免费”的传统认知仍然是阻碍社企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很多创业者觉得，要赚钱我就大大方方的赚钱，做公益就痛痛快快的捐钱，何必费力去做公益创投，弄不好会沾得一身“骚气”;投资人也会质疑创业者的盈利能力，对于资本的回收缺乏耐心，对于社会效益缺乏尊重。其次，关于社会企业的运营模式，对于社会企业的分红比例，仍然没有严格的界定，相关部门的认证和监管缺失。这就导致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缺少切实有效的支持，社会企业的概念内涵及制度安排要素的诸多疑问，有必要加强厘清和推广。第三，对于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本身来说，商业活动的税收问题是最大困扰，与企业相同的税负对于公益组织的“造血”能力是非常大的考验，缺乏税收政策的倾斜，社会企业很难壮大。这三大问题涉及到社会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企业很难迎来发展的“春天”。

　　2015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转设并更名为“武汉学院”，国内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民办大学将开启新的历史。陈一丹首期投入20亿元，用于新校区的建设及师资投入。

　　民办大学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是营利性民办学校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法人属性模糊不清，缺乏对应的配套政策，包括像教育市场规则不统一，社会歧视、隐形壁垒依然存在。今年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部分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2月，教育部发布2015年工作要点，提出了研究制订民办学校分类管理配套政策。教育部正在牵头拟定《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前已近定稿。《意见》分六个部分，共计三十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民办教育的诸多领域，包括分类管理、办学准入领域、办学筹资渠道、财政投入机制、政府购买服务、学生助学贷款、差别化用地、教师社保待遇等。

　　历史上，学校与医院是公益组织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等背后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是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出资创办;慈济在台湾创办了慈济大学和慈济医院。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虽晚，但是发展迅速，随着政府对公共服务空间的进一步放开以及配套政策的完善和落实，会有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社会力量涌入公共服务事业，也希望中国的民办高校如俞敏洪的耿丹学院、陈一丹的武汉学院，会成为中国未来的耶鲁、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