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到目前为止，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捐赠已超过10亿美元。他才31岁，而他的前辈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以及更早前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耐基(Carnegie)等都是人生的后半阶段才这么做。你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阿米尔·佩茨克：这种变化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很明显。像马云这样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迅速积累了财富的慈善家不在少数。在美国，我们发现，一些像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这样的年轻人都在二十多、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做出了大额捐赠。你也可以看到谷歌的两位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都非常年轻，但他们都在很认真地做一些创新的慈善。在数字化的世界中，一切都在加速发展，新人不断涌现，这也反映在慈善领域中。

    《中国慈善家》：从洛克菲勒、卡耐基，到盖茨、巴菲特，再到扎克伯格等人，美国不同时代的富豪的慈善行为、慈善理念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阿米尔·佩茨克：在对新一代高净值个人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他们做慈善的态度和动机都有所改变。新一代的慈善家更注重社会影响力，他们想知道自己的捐赠究竟带来了哪些切实的改变。过去，前几代的慈善家，回馈社区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长期的趋势，那就是对宗教的捐赠在减少。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美国对宗教的捐赠变少了。其他领域，例如环境，则越来越成为人们捐赠的重点。

    《中国慈善家》：对宗教的捐赠在减少，是不是说明信仰作为一种慈善的动机，其影响力在下降?

    阿米尔·佩茨克：在美国，65%的捐赠流向宗教之外。宗教仍然是获得捐赠最多的，但是，信仰(Faith)作为捐赠的动力之一同样存在于宗教之外。有些人相信科学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因此资助科学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科学的证据可以证明科学确实能够解决我们遇到的社会问题，是吗?所以，才会有“相信科学”(Have faith in science)一说。

    我认为，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始终是做出大额捐赠的重要基础。有人会愿意把钱捐给一流的大学，资助它们的教育和科研，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能够造福人类。

    《中国慈善家》：卡内基的那句“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堪称美国富豪的慈善启蒙名言。这句话对于新生代慈善家而言依然有效吗?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你怎么看?

    阿米尔·佩茨克：是的，卡内基说的这句话可以被看作是命令式的，这样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它也可以被看作一次对话的开始、一个思考：我是怎样获得今天的财富的，我和我的家人需要用到其中的多少，超出需要的那些该用于什么目的?这样看的话，卡内基作为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其实是在很认真地思考财富的价值，他看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认为是社会让他变得那么富有，如果他不能有效地把这些财富用于造福社会，对他将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其实是在挑战自己以及和他一样获得了巨额财富的人。

    很多人觉得卡内基的这句话很有说服力，并且很钦佩他的以身作则，以他为榜样。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发起了“捐赠承诺”行动(The Giving Pledge)，呼吁全世界的有钱人在去世前捐出一半以上的财富。我认为，对于今天所有的富豪们而言，如何运用财富，这是一个挑战。当然，你也有权利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

    《中国慈善家》：那么具体到慈善的做法上，据你观察，新生代慈善家有哪些创新之处?

    阿米尔·佩茨克：在慈善创新和成效评估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实践。人们正在尝试联结市场的力量和慷慨的力量。也有一些人在用新的流行语来描述由来已久的做法。早期的一些慈善家，像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他们也都想改变世界，只不过是他们没有用现在的一些语言去表述。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尝试联结市场的力量和慷慨的力量”，指的是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出现吗?

    阿米尔·佩茨克：是的，围绕着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概念出现了很多非常棒的、创意十足的能量。例如，有些非营利机构依靠捐赠来提供服务，他们不得不每年都去募捐，人们就想，能不能有一种新的机制，可以让这些机构不用非得筹款就能够服务穷人、残疾人、饥饿的人呢?

    这是很好的愿望，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却难以实现。也许不同的阶段可以由不同的部门介入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例如，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用社会投资的办法创立了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接着有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微金融的市场价值，一开始人们并不知道这里面蕴藏着商机，直到越来越多的非营利机构参与其中。再接着，许多营利性的机构进入，这时候非营利机构的角色就可能发生转变甚至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换言之，非营利机构可以创造条件以生成市场，然后离开，让营利性机构进来。

    “美国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定义，例如‘益公司’”

    《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的美国的一些慈善理念、模式的转变在中国也有所体现，例如，现在有一些公益人士、慈善家放弃运作或投资NGO，转向社会企业，但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转型并不顺利。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可以提供哪些经验?

    阿米尔·佩茨克：我的感觉是，中国适应科技和新事物的速度太快了。而且，这里还没有确立像美国那样非常明确的非营利机构监管机制，这或许能给创新提供不可多得的机遇。

    但是，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非营利机构，法律都很重要，因为在法律之下，非营利机构和商业机构的界限是很清晰的。在清晰的法律框架中，你能够明确地知道能够做什么、能够期待什么。对于企业家而言，法律法规不明晰反而可能会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商业还是社会领域，他们不会进行投资，不管是商业投资还是慈善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法律法规会如何改变。

    《中国慈善家》：在推动美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发展方面，美国是不是也像英国那样出台了一些创新的法律法规?

    阿米尔·佩茨克：美国提出了一些新的法律定义，例如“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如果你创办了一个“益公司”，你可以营利，但是在法律上，你是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标的，需要向社会公开汇报你的社会影响力和解释你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投资基金都在寻求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也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希望把他们的钱投资给那些对社会有益的企业，而不是像烟草公司那样的公司。未来，他们可能会选择把一部分钱投到“益公司”。

    这是一项有意思的法律创新，这是一个趋势。美国至少有一半的州修改了或考虑修改它们的商业法，以鼓励营利性企业也追求社会目标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

    《中国慈善家》：除此之外，美国还推出了哪些鼓励和支持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发展的措施?

    阿米尔·佩茨克：美国的法律向来允许非营利机构办社会企业和进行社会投资。例如，一个世纪以来，像善念公司(Goodwill Industries)和美国女童子军(Girl Scouts of America )这样的机构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投资。另外，从1969年开始，基金会就已经被允许投资了，可以把资产投入到与其社会使命相符的机构中去。

    最近，奥巴马政府在白宫设立了一个社会创新与参与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Participation)，把促进社会企业和投资纳入到联邦政府的规划中。另外，国家与社区联邦服务公司(The Federal 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设立了社会创新基金，为那些成功的、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的成长提供政府资金支持。

    一些城市，像印第安那波利斯和布隆伯格(Bloomberg)在任期间的纽约，都启动了一些鼓励社会创新的项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我们有很多学生都在研究。英国在这个领域有所创新，美国对它也很感兴趣。

    当下，仍在测试中的社会影响力债券也是吸引资本投资到以社会效益为目标的机构中去的创新做法之一。

    《中国慈善家》：在社会层面，美国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呈现出什么特点?

    阿米尔·佩茨克：如今，在美国，能够提供慈善或非营利机构管理课程的高等教育项目成百上千，而且几乎每个重要的商学院都设有与社会企业家相关的项目。

    许多投资基金，包括一些像高盛投资(Goldman Sachs)这样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设立的基金，纷纷开始实践“公益创投”，也就是说用风险投资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也出现了不少旨在激励社会创新的奖项，例如由曼哈顿公共政策研究中心(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设立的理查德·科纽尔社会企业家奖(Richard Cornuelle Awards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一些注入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机构，例如城市年(City Year)和在中国也有分支机构的美国教育行动(Teach For China)等，都发展得很快并且口碑甚好。

    “美国慈善事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和它与教育的密切相连有关”

    《中国慈善家》：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但慈善事业的发达程度在全球名列前茅，你认为是哪些因素成就了今天的美国慈善业?

    阿米尔·佩茨克：我认为，美国慈善事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和它与教育的密切相连有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国许多大学都开设了慈善方面的学术和研究中心以及课程和学位。

    慈善家的自我教育也很重要。从洛克菲勒到卡耐基再到其他慈善家，他们不想复制别人在做的事，不想复制政府在做的事，也不想妨碍商业的发展，所以，他们都和同时代最顶尖的学者和专家合作，并就自己正在做的事与别的慈善家进行交流，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考和行动能力。

    《中国慈善家》：除了教育，还有哪些因素对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技术的进步是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阿米尔· 佩茨克：带动美国慈善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力量是系统社会科学。在系统社会科学的启发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并且强调施予(Charity)和慈善(Philanthropy)之间的区别。慈善促使人们去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并且尝试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去分析和研究怎样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例如，洛克菲勒家族着眼于全球的卫生保健问题，并系统性地去解决，而且他们并不只是自己去做，而是会联合专家和政府等不同力量。这是战略性慈善的开始。

    确实，技术对慈善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引起社会公众对社会需求和解决之道的兴趣和关注方面，社交媒体和互联网都助力不少。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在慈善领域的运用会越来越突出，但是由于慈善从根本上是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实际接触仍然很重要。比如网络捐赠越来越流行，但是在美国，它仍然只占全部捐赠的很小一部分。

    《中国慈善家》：据你观察，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不是也正在遭遇一些挑战?

    阿米尔·佩茨克：一些迹象表明，在美国，千禧一代(Millennial Generation，1980-2000年生人)对社区的责任感和参与度略有下降，例如和前几代人相比，他们这一代的大学校友捐赠在减少。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有一点认识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恰逢一个经济波动期，在找工作和获得较好薪酬方面都有更大的挑战。他们相对年轻，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经济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偿还大学贷款、买房子、建立家庭等问题，时间和金钱更多地都还只能满足于自己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在现阶段很难同时兼顾慈善。

    但是，我们的一位同事做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在对收入和其他各类因素的差别进行控制之后，相较于“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和“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 Generation)，千禧一代的捐赠意愿和数额还是比较低。

    《中国慈善家》：你们是否已经找到了一些应对这个挑战的办法?

    阿米尔·佩茨克：在美国，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来向年轻人介绍慈善理念和实践。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许多学校都开设了与慈善相关的课程。慈善家们也在子女还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参与到自己的慈善事业中去，并且鼓励他们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慈善项目，例如为这些慈善项目筹款等。

    对于热衷于创新和想要突破传统慈善框架的千禧一代来说，社会企业家精神似乎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他们更喜欢直接参与解决问题和帮助他人，所以让他们能更多地亲身实践慈善也是我们激发他们对慈善的兴趣的方法之一。

    虽然现在的年轻一代在捐赠和志愿服务方面都比不上前几代人，但是随着他们的成长、社区根基的建立和视野的开阔，情况可能会有所改观，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可能会向着超越自身需求的方向发展。婴儿潮那一代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都过了知命之年，我们发现，和年轻时候相比，他们对慈善的投入有明显的增加。

    《中国慈善家》：你对有志于参与慈善事业的个人或机构有什么建议?

    阿米尔·佩茨克：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并且努力了解中国自己的捐赠和社区参与历史。中国的捐赠传统是什么?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捐赠传统，无论它侧重于家族还是社区。还要了解，这些伟大传统会为你的工作带来怎样的文化完整性?与此同时，学习战略性慈善，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专家一起讨论：对中国社会，或者更广泛而言，对人类社会来说最迫切的需求有哪些?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谦逊。无论你选择做什么，你都无法独力完成，你需要合作伙伴，你需要和政府合作，你需要和企业合作，了解他们的做事方式。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盖茨基金会，也在全球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他们在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寻找合作伙伴，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许多问题都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谦逊”，这确实有点宽泛，但我认为它是慈善家们应该持有的一种很好的态度，而且需要把它和学习结合起来。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至少要做到“不伤害”，也就是说至少不要让事情变得比它原来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