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山县林圩镇甘豆村小学得到希望厨房援助，志愿者和小学生一起吃午餐，并给学生上了一堂营养健康课（资料图片）。 京华时报记者 王海欣 摄

　　5月20日，中国学生营养日之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中国青基会）等单位发布了“卡夫希望厨房”项目评估报告。报告称通过为农村学校配备标准化的厨房设备，有效改善了农村学生膳食质量、食物供应结构和卫生条件。

　　尽管“希望厨房”仍在各地发挥着作用，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坦言项目正在缩水，这缘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导致的需求减少。

　　和希望厨房一样，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众多公益项目正面临着转型甚至取消。

　　公益项目“从硬到软”

　　一旦产品标准被别人跟进，政府大规模覆盖后，就必须让产品升级。“希望厨房”已由单纯的硬件资助升级为“三个一”的“软硬结合”。

　　2009年，中国青基会推出了“希望厨房”公益项目，通过为农村贫困地区学校配备现代化厨房设备，解决学生就餐难的问题。截至目前，在全国21个省份建立了918个厨房，受益学生超过45万人。

　　涂猛透露，今年，青基会除了在需要的地方建厨房外，还要在有条件的学校建菜园子和养猪，自给自足。

　　此外，“希望厨房”项目还打算引进日本的“食育”，日本的小学校每天中午快吃饭时，各个班抓阄儿，谁抓着了谁去帮忙，去擦地板、餐桌，把同学们的饭盆摆好，给每个同学分牛奶等等，这里面有很多教育点，涂猛说。

　　对此，涂猛表示，一旦产品标准被别人跟进，政府大规模覆盖后，就必须让产品升级。“希望厨房”已由单纯的硬件资助升级为“三个一”的“软硬结合”。

　　面临产品升级的还有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北京青基会）的“学子阳光”项目。

　　1999年，北京青基会设立了“学子阳光”项目，通过筹集善款，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的部分学习费用，截至2012年，受助学生达11320人。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北京青基会发现大学生面临的不仅是求学问题，还有走向社会、交往、职业规划的问题。

　　2011年，北京青基会成立了“阳光之家”，为受助学生搭建了一个走向社会、开阔眼界、提高能力的平台。既有老师讲课，又让他们参与公益活动，还在社会上招募成功人士作为成长向导，为他们做学习职业规划指导等。

　　政策出台致 项目缩水或消失

　　公益项目的调整有三个原因：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受资助人需求变化的影响；受公众对项目参与关注热点不同的影响。相比于其他两个影响，来自国家政策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

　　北京青基会副秘书长亚纪英表示，公益项目的调整有三个原因，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受资助人需求变化的影响；受公众对项目参与关注热点不同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两个影响，来自国家政策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

　　200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除了每年每人2000元的资金资助外，项目还成立了注重能力培养的自强社，帮助特困大学生拓宽视野、提升就业能力。截至2012年底，项目累计筹款2.69亿元，超10万学子受益。

　　项目在国家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力度不足之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完善了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和助学贷款政策。

　　在教育部的推动下，更多的贫困学生得到了奖、助学金的资助，想要贷款的学生多数都能得到贷款，以完成学业。

　　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了“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参与人数和捐款额的下降。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坦言，这让扶贫基金会将重点转向人才培养、能力建设方面。大家对于大学生的能力培养依然认可，很多企业还是愿意做下去。

　　除了教育项目，扶贫基金会的孤儿项目也遭遇“重创”。

　　2008年汶川地震后，公众开始关注地震孤儿。当时国家在孤儿救助方面涉及不多，扶贫基金会为此设立了孤儿救助项目，以解决孤儿生活费用、心理关爱等问题。

　　该项目捐赠标准是每人每年1500元，发放到孩子手中一个月不到200元，这笔钱在当时给孤儿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但随后，为保障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和成长发育需要，2009年2月19日，民政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制定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提出全国统一的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相比之下，我们的钱就太少了，帮助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陈红涛坦言，尽管孤儿救助领域还有可操作的空间，但这些并不是扶贫基金会所擅长的。

　　经过研究讨论，扶贫基金会于2012年底停止了孤儿救助项目。

　　“如果有人还想资助孤儿，我们会向他们推荐其它相关项目，比如可以资助高中生孤儿和大学生孤儿。”陈红涛说。

　　目标人群受益“转型”也快乐

　　尽管有的项目缩水甚至停止，但能够通过政策，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基金会和公益从业者而言，也是一种“快乐的转型”。

　　随着政府政策的完善和财政支持扩大，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责，正逐步回归政府。

　　安利基金会理事长余放表示，尽管有的项目缩水甚至停止，但能够通过政策，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基金会和公益从业者而言，也是一种“快乐的转型”。

　　去年年底，政府开始推进农村学校厨房建设，教育部有关人士称，政府按3年300个亿的专项计划安排落实,争取到2013年实现所有的农村学校都有一个食堂的目标。

　　不过这个政策目前看并未让相关的公益项目产生压力。

　　在2013年，卡夫食品中国决定继续在国家政策未覆盖地区增建50所希望厨房和10个美味菜园，而安利基金会也宣布再建1000所厨房。

　　余放坦言，这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政策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孩子们的成长机会只有一次，不能让孩子们继续等待；二是随着国家营养改善政策的完善，希望能更多地覆盖贫困地区，让各县在推进营养改善计划时，有一些参考模板，以降低执行和管理的难度。

　　安利“春苗营养厨房”所做的是通过建设厨房、培训厨房管理员，优化厨房的监督和管理，带动社会投入，最终形成一个解决贫困地区学校供餐体系的“春苗模式”。

　　“如果这一模式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采纳，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么我们就会转向其他领域，寻找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新的探索。这种政策对我们的‘影响’，是我们致力于推动的。”余放说。

　　涂猛也表示，尽管政策影响了一部分捐赠，但有的产品是有生命周期的，不是政策调整就完全没有需求。“中国太大，拾遗补缺的空间也有，我们需要自己产品的结构和功能丰富一些，不要在硬件上跟政府的政策‘硬碰硬’，要软硬结合。”

　　未来趋于精细化和差异化发展

　　国家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公益组织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做得更精细化。

　　面对政府政策的逐步完善，公益项目是否都应该做根本性的调整，公益组织该如何应对呢？

　　余放认为，成熟的公益项目都有自身的价值，即使受到政策影响，也不应该马上放弃或退出。

　　他分析，要继续填补和完善该领域的空白。对于一个开展多年的成熟项目，这些公益组织对于这个领域的问题往往是最了解的，国家覆盖的领域可以退出，但是相关领域未必是主管部门一时可以发现或者政策一时可以覆盖的。

　　亚纪英表示，国家的政策和基金会的服务目标是一致的。只要资助的目标群体得到实惠，目标就实现了。或许因此某些项目就不存在了，社会组织的补充职能弱化了，那么基金会就要在其他方面寻找发挥点。“国家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公益组织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做得更精细化。”

　　余放也认为，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大块的空白会越来越少，而公益细分领域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基金会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自身对于社会需求的把握能力。“一次退出，意味着社会整体的进步，而准确定位新的领域，继续让一个项目成熟和完善起来，则代表着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力和方向。”

　　涂猛坦言，政府和民间也是一种竞争关系，用博弈论来讲是一种“竞合关系”，即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面对这种竞争的公益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差异化和创新，根据特定的瞄准对象的需求，来设计产品的结构和功能，更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对政府进行引导、跟进。政府一进来，产品就要提升，要保持领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基金会不仅要预测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还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提高自身能力，做到更有创新，更有效率。京华时报记者 李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