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中山大学志愿服务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广东青年职业学院社会工作系2011年“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成果转化”问卷调查数据。

　　我们在广州亚运会之后，调查了解公众对于志愿组织服务效果的评价。发现公众对于民间组织、国际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评价较高，也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及港澳志愿服务经验，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繁荣。2012年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志愿服务的创新与活跃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党政部门、社会机构、社团组织、各界人士参与志愿服务，体验志愿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带来国家与地区的新风尚、新潮流。

　　二、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类型

　　中国推动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具有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因为，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中国，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因素并非单一性而是多样性的，我们从不同层面进行分析。

　　（一）政策法制化——志愿服务法规

　　当代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进程，正是伴随依法治国、法制健全的进程。公众发现推广志愿服务，不仅需要舆论倡导，还需要法律的保障，即通过法律激励公众参与志愿服务，通过法律保障志愿者及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全国第一部地方志愿服务法规，《广东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在1999年颁布，其中第五条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鼓励和支持青年志愿服务行为，维护青年志愿者及其组织的合法权益。”2007年颁布的《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志愿者所在单位应当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给予支持并提供必要的条件。”虽然在现阶段，法律法规的作用未能充分体现，但是逐渐影响公众的认识，逐渐为志愿服务的持久发展奠定基础。目前，全国由近30个省市制定了地方性志愿服务法律法规，全国《志愿服务条例》正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之中，并且不断修订和完善条文。随着国家与地区志愿服务体系的形成，推进公众参与志愿服务得到法律法规的鼓励、支持和保障，有利于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繁荣。

　　（二）政策文件化——党政决定意见

　　中国党和政府看到志愿服务成为吸引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帮助社会人群、促进和谐发展的有效方式。党政有关志愿服务的各类《决定》、《意见》发展有三各阶段。最早是地方党政机构对志愿服务的鼓励政策措施，如深圳市委市政府较早出台支持义务工作的文件，杭州市等也陆续出台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市2003年出台法规《杭州市志愿服务条例》、成立党政领导牵头的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制定发展志愿服务发展的政策文件。这种“三合一”的志愿服务促进因素，对于推广与普及这项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引起其他地区学习借鉴。随后是国家层面党政部门为单项志愿服务项目的特殊政策。如团中央、财政部、教育部等联合开展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服务的文件，团中央、财政部、劳动与人力资源部关于青少年社会工作及志愿服务的文件，中组部、民政部、农业部等关于开展农村志愿服务的文件等。再后是国家出台综合性志愿服务政策，从中央文明委颁发推进志愿服务活动发展的《意见》，到实施措施的出台，相应成立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基金会，中华志愿者协会。目前，全国各省市都出台了发展志愿服务的政策文件，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意见》在鼓励公众参与、健全机制体系方面有具体的要求。特别是将党政中心工作与志愿服务结合，在政策措施上予以落实，有利于志愿服务事业发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表二：党政工作与志愿服务的相关内容

　　（三）政策舆论化——领导讲话批示

　　中国国情特色影响下，国家与地方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也具有类似政策措施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志愿服务的发展。早期的深圳市领导通过比较外国、港澳与内地的情况，感觉志愿服务是协调民众关系、创造和谐环境的有效途径。199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年都发表鼓励志愿服务的讲话，到志愿者服务站探望和鼓励，不仅激励市民参与服务，也引导政府部门提供支持志愿服务的措施，如每年提供财政支持经费，为志愿者协会配备专职秘书等。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题词“青年志愿者”，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与批示支持。进入21世纪，国家与地方领导人对于志愿服务发展的社会意义更加重视。胡锦涛同志2001年5月在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视察社区工作时的讲话，“社区建设要建立两支队伍：一支是社区工作者队伍，一支是社区志愿者队伍。”由此，全国社区志愿服务掀起热潮。200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志愿者的高质量的服务将是北京最好的名片，志愿者的微笑就是北京最好的名片。”这样，将大型国际盛会志愿服务推向新的高潮，提升了价值和意义。2007年广东省委政研室、广东团省委完成《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志愿服务》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认为志愿服务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求落实“六个一”（一个统筹协调机构、一个志愿者联合会、一个志愿服务基金会等），促进省市党政机构积极落实，形成较为健全的志愿服务体系。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国家与地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批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准政策”功能，成为推进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因素。

　　（四）政策灵活化——志愿社团决议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并且鼓励社会组织成为吸引公众参与的主体。因此，政府委托综合性的志愿社团，通过社团决议、社团规章等，发挥政策倡导、政策落实的作用。如今国家层面的志愿服务社团主要有中华志愿者协会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华志愿者协会是全国人大、中央文明办、国家民政部、共青团中央等发起成立的全国性、联合性协调社团，承担政府委托统筹协调志愿服务、激励支持志愿组织、规划发展志愿事业的功能。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作为最早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在发动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帮助社会人群的同时，为其他志愿机构、志愿组织作出示范。因此，这些社团的章程、制度、决议、细则等，包含了接受政府委托推广志愿服务的内容，有时候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五）政策参照化——公益慈善规范

　　志愿服务既是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公众参与渠道，还是公益慈善内容。因此，我国历年来制定的公益慈善法规、政策、措施，往往对于开展志愿服务具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慈善事业的一些准则、规定，成为志愿者在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社会资助的时候，经常参考和学习的材料。由于志愿服务的发展时间段，属于新生事物，推进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与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慈善事业在中外具有悠久的历史，公益事业发展的时间较长。中国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时候，借鉴历史与外国的经验较多，政府制定政策和制度较为科学、系统，成为志愿服务政策借鉴的主要对象。当然，在中国特点条件与特殊国情影响下，公益慈善事业的政策遇到挑战、实践产生问题。“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暴露许多法律与政策漏洞，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争议，掀起新一轮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高潮。志愿服务的法规政策制定，恰恰要借鉴公益慈善的经验教训，在这一事业方兴未艾的时候形成科学的法律框架、政策框架，保障公民参与的科学有序、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