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

　　每个月程帅帅总要离开西昌几天，他会坐一夜的火车抵达昆明，之后飞往曼谷。一些感染者希望从他这里，得到国外的进口药物。

　　按照国际认可的“鸡尾酒疗法”，艾滋病感染者通常将三种抗病毒药物组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而我国的感染者则是根据医生的检测，在国家免费药物的范围内使用自己的用药组合。

　　“耐药”是感染者们恐惧的一个词汇，依照各自身体状况不同，一些感染者在服用一定时间的药物组合后，可能药效减退，至此时，更换自费购买的国外药品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即使作为程帅帅的反对者，陈锋自己也早已开始服用每月花销两三千元的进口药物。

　　程帅帅的代购同样是“收费项目”，也是在2014年，一位感染者需要一种进口药物，相比在国内购买的价格，如果在印度购买，能便宜1000元左右。程帅帅托朋友从印度寄回了这种药物，“当时也有自己可以赚一点的想法。”

　　程帅帅又和一位感染者朋友前往泰国考察，一瓶国内当时无法买到的药物，在当地只要1000多元就能买到一年的用量。自此，他正式开始做起了自己的代购生涯。

　　“每瓶药我都是加价一两百元。”程帅帅相信，这样的价码可以让感染者接受，相比在国内购买进口药的价格，这也便宜了不少。

　　每次出国，程帅帅通常要带上三四名感染者，并负担他们的路费。为了保证代购的数量，能与程帅帅同行的感染者通常自己并没有进口药物的需求。他们多来自程帅帅的故乡河南农村，抱着“出国转转”的想法取道机票更便宜的武汉，飞往泰国与程帅帅会和。

　　抵达泰国后，感染者在当地医院挂号开具处方，每个人可以带回半年到一年的药量，再由程帅帅分寄给国内有需要的感染者。

　　“他怎么保证自己供药的持续性？”陈锋自己有获取进口药物的稳定取道，他担心于众多感染者将自己的用药寄托在程帅帅一个人的身上。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必须持续服用，一旦出现波折，更换药品种类，对感染者的身体将是严峻的考验。

　　程帅帅没有否认代购的风险，他的解决之道更像是一种叮嘱。他说会告知感染者供药中断可能性的存在，希望他们做好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准备。“也可以多代购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对于感染者用药建议的言词也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因为用药组合该由医院定期检测病毒载量等一系列程序决定，陈锋觉得，程帅帅一再鼓吹着进口药物的效果，是在为自己的代购生意打着广告。

　　“我确实觉得国内的药品质量不好。”但程帅帅说，他不会对感染者的用药做出具体建议。这样的表述多少与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有些矛盾，在那上面，他曾以进口食材举例，鼓励“有经济条件的，能吃进口药绝不吃国产的”。

　　在每月几十个代购需求里，程帅帅记得最深的是上海的一位医生，医生的弟弟是名感染者，医生感叹没想到艾滋病会离自己这么近，但还是想尽力帮到亲人。这让程帅帅觉得，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利益

　　1990年生人，程帅帅年少时恰好经历了故乡河南艾滋病感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身边的玩伴，有些父母因卖血感染，而自己在出生时也被殃及。

　　“最开始很害怕。”程帅帅说，直到他去朋友家玩，看到全家唯一没有被感染的那个孩子也健健康康活着，这才打消了心里的恐惧。

　　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大学时程帅帅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活动，并在后来创办了“艾滋公寓”。公寓就租用了传染病医院附近的民宅，供前来就诊的感染者和家属居住。在那里，程帅帅又遇到了陪父母来看病的儿时玩伴。

　　程帅帅曾经很骄傲地宣传，“艾滋公寓”是完全免费的，“但我觉得很累。”

　　他认为“艾滋公寓”里的一些感染者并不珍惜居住的环境，因为觉得这来自于别人的无偿捐赠。他也在改变着曾经认为公益应该是高尚、纯粹的想法，“这个门槛太高不利于发展。”

　　“降低门槛”的办法最终演化为“药品转让平台”和海外代购中的费用，但程帅帅仍然坚持着自己行为的公益属性，他将此称为“收费公益”，由慈善对象养活的公益行为。他为自己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来自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著名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但在牵扯到钱财之后，在一些感染者心里，程帅帅的形象发生了改变。感染者廖凯（化名）曾到过“艾滋公寓”几次，为这个90后小伙子的所作所为感动，直到他发现，程帅帅可能在利用公寓积攒下的感染者人脉收购着国家的免费药物。在廖凯的村子，一些感染者在定期检查中病毒载量不理想，显示并未规律用药。在包装上被写上编号或是回收空药瓶，这样的预防药品流失的举措也被一些感染者拒绝。

　　廖凯将种种迹象与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联系在一起，“他干的事已经变味了。”

　　程帅帅没有否认在“借药”和代购中，得到了一些在艾滋公寓结识的感染者的帮助。“但那时我还没想做药这方面的事呢。”

　　他同样没有否认的，是在这其中所获得的收益。据他所说，“药品转让平台”几年下来留存的押金有10万元左右，这部分一定会用于公益事业，只不过还没开始正式实施。“可能是资助医科生，或是在西昌建个艾滋客栈。”

　　而对于代购费用，他则承认，除去往返路费，剩余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收益。“每个月情况不定，好的时候七八千元。”

　　杭州的阿月也以非感染者的身份做着相关的公益活动，她同样因程帅帅创办“艾滋公寓”的做法有着不错的观感，并且以女儿名义进行过捐款。

　　当程帅帅最初改变行为方式时，阿月曾对别人说，程帅帅本性不坏，有耐心、有爱心，只是在偏道上越走越远。她不认可的是，将与感染者涉及钱财的药品往来算作公益的理论。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次阿月在微博上言词激烈地批评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提出了举报。微博系统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判定，多数人站在了阿月这边。

　　程帅帅知道，一些曾经的公益伙伴已经和自己越来越远，他在圈子里的名声不比从前。有感染者来借药，程帅帅曾要求必须转发“药品转让平台”的话题，但被对方拒绝了。有志愿者和他吃饭，也谢绝把两人合影发到网上。“很多人在避免和我扯上关系，确实有点伤心。”

　　几年前，程帅帅曾在质疑者的微博上甩下一句“看在曾是艾滋公寓的捐助者才不和你们计较”。他说如今自己已很少理会反对的声音，有时甚至会感谢这些反对的声音，每次论战后，“药品转让平台”的关注度似乎都会提高一些。

　　隐患

　　程帅帅曾经崇尚高调的公益行为，他为一所知名学府送去过一块牌匾以呼吁教育平等，并因此被警方传唤。他还曾在成都春熙路上缠满绷带行走，通过路人帮忙解开绷带，呼吁反对歧视艾滋病。

　　如今，这些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已经被程帅帅摒弃，因为“药品转让平台”和代购所潜藏的法律风险，他需要让自己的行为尽可能低调些，避免那些可能太过尖锐的言论和行为。

　　程帅帅一度很关心有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之称的陆勇的案件，在帮助众多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购买低价仿制药后，陆勇被警方逮捕，但最终检方撤回了起诉。

　　程帅帅觉得，自己也在做着和陆勇类似的事情，他查阅相关法条，认为自己代购的数量还够不上“走私”一类的罪名，只能算是一种互助行为。

　　另一方面的规避则来自用词上，即使还药者寥寥，他依然坚持“药品转让平台”外借的属性，对于代购，他则提前在出国前一段时间收取费用，避免钱款和药品上的往来。

　　但即使当医生的姐姐也不能接受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曾希望姐姐帮忙介绍些有代购需要的病人，被她断然拒绝。

　　“这毕竟仍然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女儿已经过了一岁，程帅帅还要为家庭考虑更多。对于未来风险的降低，他希望成立一家旅行社，可以组建真正意义的“观光就医团”。

　　他还拿有几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为陆勇请愿的事情打比方，程帅帅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事情，不大可能有太多感染者站出来为自己作保。

　　前路

　　程帅帅说，圈子里还有些人也在做着和自己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不愿声张引来注意。而自己的宣扬，则是因为希望更多人效仿这种模式。

　　他在泰国代购时认识了一位留学生，小伙子已经毕业，但仍往返于国内和曼谷。他不定期地带感染者来就诊，也会靠着当地的关系带进口药回去。

　　“几个感染者互助组织也都从我这里拿药。”程帅帅说，其中一家“借药”时坚决不收取费用，最后因为没人还药无法维系。他兴奋地把对方的懊恼以及表示将开始收费的聊天截屏发到网上，希望证明自己的理论。

　　而最初那位和他一起前往泰国考察的感染者，虽然也在做着“借药”和代购的事情，两人却早已分道扬镳。“他嫌我把价格压得太低了，我们理念上有分歧。”

　　这些与程帅帅行事相近的人物的出现，恰是陈锋等反对者最担心的事情。与国外相比，国内艾滋病免费药物种类缺乏，进口药物昂贵，这是药品倒卖与代购行为出现的根源，却也成为了一个矛盾体般的存在。“反过来说，国内药物流通越混乱，政府部门可能越难以放开政策。”

　　程帅帅自有一套逻辑，他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倒逼”，以越来越多私下药物流通行为的出现为手段，反映出当下艾滋病用药的问题，以促成有关部门作出改变。

　　有时程帅帅也会想起高调做慈善时赢得的喝彩，他选择否定了自己的那段岁月。他已经订好了到明年连续几个月的廉价机票，目的地仍然是泰国。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刘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