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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间组织的环境公益诉讼之路

中国青年志愿者网:http://www.zgzyz.org.cn/   日期:2016-01-06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李雅娟 白皓

  61岁的黄成德沿铁栏杆爬下河岸,钻进桥洞下,跟在他后面的,是由市环保局、城管局、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

  贵阳的冬日,温度在10摄氏度左右,黄成德们换上黑色的长筒水靴,消失在洞中。

  20多分钟后,再次出现在洞口时,黄成德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这张照片传到“绿色贵阳”微信群后,有人给他P上了一顶闪闪发光的皇冠。

  黄成德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条叫“养牛大沟”的河流了。

  从2015年8月发现污染开始,黄成德就跟这里“杠上了”,今年还把3个排污单位告上法庭。

  黄成德是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环境教育中心”)的主任,是这个西部省会城市的唯一一家环保民间组织的负责人。

  2015年,环境教育中心提起了数次环境公益诉讼。

  起诉,只是开始

  黄成德2015年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比前几年的总和还要多。

  但每逢有人想跟他聊聊这些诉讼,黄成德总不忘先强调一句:“环境公益诉讼是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当行政手段无效的时候才会用。”

  在到“最后一道防线”之前,黄成德要先走很长一段路。

  除了“养牛大沟”,黄成德2015年还起诉了贵州省开阳县4家磷化工企业。这个起诉,原本有些偶然。

  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位专家路过开阳时,看到有浓烟冒出,便顺手拍了张照片传到工作微信群里。由于这个专家没说清楚具体位置,黄成德看到照片后,凭厂区背后的山形判断了大致方位,便独自开车“按图索骥”。

  为了判断企业排污是否长期行为,黄成德先去走访了周围居民。走访一圈后,黄成德基本确定了这不是偶发性排污。为了摸清企业的排污规律,黄成德在附近的山头上扎帐篷住下了。

  野营,对这个已过耳顺之年的男人来说熟门熟路。

  黄成德年轻时曾独自驾驶摩托车穿越罗布泊、独自驾车穿越青藏高原,在荒郊野外度过了几百个夜晚。只是这一次,他要提防的不是猛兽的尖牙利齿,而是排污企业员工的手电筒。

  住了3个晚上,黄成德差不多摸清了排放规律。

  再来时,黄成德带着公益律师郑世红、公益专家王海峰一起到了现场。黄成德请律师指导如何取证,请公益专家判断企业的污染程度并推测其可能缺少的处理装置。

  第三趟,黄成德带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取样检测。

  做完这些工作后,黄成德向贵州省政府、贵州省环保厅实名举报,希望能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排污问题。

  黄成德等了一个多月,但等到的答复并不能令他满意,他开始考虑使用法律手段。

  黄成德请来贵阳市检察院生态环境检察局的工作人员看排污现场,并请他判断是否应该提起诉讼——黄成德还有个身份是贵阳市人民检察院生态保护检察工作专家,自2013年贵阳市检察院生态保护检察局成立以来,只要黄成德有要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都会如约到污染现场。

  那一次,贵阳市检察院的袁松看到的情景是:生产企业用暗洞偷排废水,还排放出刺鼻的气体。袁松感到很气愤,便通知环境监管部门到现场取证,并考虑由环境教育中心提起公益诉讼。

  起诉到法院,黄成德的工作还只是做了个开头。

  “一手拿起诉状,一手拿整改方案”

  黄成德带法院的工作人员来做证据保全时,看到了极富戏剧性的场景:在一家企业门口,先是看到污水“哗哗”地往外排,过了一会儿,污水竟开始往回抽。黄成德猜测排污企业得到了风声。

  对于这个案子,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先做了庭前调解。

  到了法庭后,黄成德向到场的企业负责人鞠了一躬:“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存在,吸纳了劳动力,减少了贵州的留守儿童。”黄成德又接着说:“但你们排污,影响到周围8万多群众的生活,这是犯罪。”他又继续说:“我们可以帮你们做整改方案,用最少的钱达到效果。”

  话音落下,黄成德听到了法庭里的掌声。

  “我们不是要整死谁。”黄成德说,“只要整改好,就算达到目的了。”

  黄成德形容自己是“一手拿起诉状,一手拿整改方案”,这也是他提起公益诉讼的大致路数。

  上诉之前,黄成德就对整改方法差不多心里有数了,但具体方案还是要由被诉企业另外找专业的公司来做——黄成德尽量避免与被诉企业产生利益瓜葛。“只做全科医生(作出诊断),让企业自己去‘抓药’”。

  但黄成德又发现,由企业自己找环保公司,经常会走弯路——钱花出不少,但效果未必好。这一次,黄成德做了新的尝试——由环境教育中心的签约公益专家来牵头帮企业整改。黄成德与企业签订了“共建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协议,这样一来,企业就不再是被动的受监督方,而是主动改善环境的一方。

  贵州大学教授王海峰是环境教育中心的签约专家,他牵头负责其中一个企业的整改。

  从2015年11月底接到任务开始,王海峰已经去了四五趟企业。王海峰感觉到,与前几次的整改相比,这一次有所进步——过去是环境教育中心的监督员每月不定期做监督检查,只关注整改结果。而这一次,则由专家手把手地教企业如何去做。

  这也意味着王海峰们要付出比过去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

  刚到被诉企业时,企业负责人对王海峰充满戒备。企业负责人表示已经整改完毕,还给他看了两张照片。为了说服企业接受自己,王海峰与企业负责人聊了3个多小时。

  面对企业的抵触,王海峰有时心里也有火,但他还是强压着:“如果我是以监督员的身份来,根本不会讲这么多。”王海峰也是贵州省环保厅的监督员,他过去习惯的工作模式是:查处、企业停业整顿、验收合格、恢复生产。每停业一天,企业就多一天经济损失,而这是黄成德不愿意看到的。

  长谈之后,王海峰才终于进入企业车间、到了污染现场。他向企业负责任人挨个儿指点该如何做整改。王海峰发现,去了几趟之后,企业负责人开始对他友善起来。

  按照调解书的要求,各个被诉企业要在2016年3月整改完毕并通过验收。黄成德正期待着这一天。

  不过,在发给朋友的微信里,黄成德说:“环境公益诉讼没有赢家,大自然、群众都是受害者。”

  不做斗士,当个环保卫士就好

  黄成德年轻时曾经独自骑摩托车穿越罗布泊,名噪一时。其后十几年的野外探险生涯里,黄成德几乎走遍了西部的每一个县城。

  探险给他带来满足和荣誉,也让他看到中国日趋严重的污染。

  2010年,黄成德感觉“时机成熟了”,申请成立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成了这个西部省会城市的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

  若看环境教育中心的志愿者阵容,其实并不草根——在黄成德发起的“绿色贵阳”微信群里,有当地环保部门、公检法的局长、庭长、院长,有当地高校的教授,有环保企业的负责人,还有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在机构成立之初,黄成德就把不少当地官员都拉来做志愿者。“8小时之外,官员就是一个普通的贵阳市民,就有义务保护我们的家园。”黄成德认为。

  因为十几年的探险活动,黄成德早已是当地的名人,不少当地官员、企业家和民众都认识他,很快就有了上百人的志愿者队伍。

  接着,黄成德发起了贵州省境内98条河流调查,摸清了本省每一条河流的水文、污染情况。几个月的调查结束后,再由志愿者们“认领”河流、定期巡河,河流附近的居民也负责监督污染。

  通过这些尝试,黄成德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环境保护模式——由政府、企业、公众、专家形成多方合力,改变过去单方面孤军奋战的局面。

  因此,也不难看到黄成德和社区、检察院、环保等部门一起开会的场景。

  但期望和现实之间有不可忽视的差距。

  黄成德希望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机制,但缝合各方的角色往往由他一个人扮演。

  比如,为了这条名为“养牛大沟”的河,黄成德跑了不下20趟现场。他从去年8月接到举报后,先做了七八次现场调查——第一趟,自己调查;然后,分别带环境专家、检测机构到现场。到法庭提起公益诉讼后,他又到这条污染河流看了14趟。

  黄成德记得,有一次,他带着一群相关政府部门的人到污染现场做调查。天开始下雨,黄成德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两个人跟在他身边。黄成德跳进水面齐胸高的河里,把排污口指给这两位工作人员看。但让他失望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失职。如今说起来,黄成德还带着悲愤:“我几十岁的人了,跳进河里给他们指排(污)口,可是就连这都没能感动他们。”感动、感化,是黄成德常提到的词。

  黄成德从去年9月开始调查“养牛大沟”的污染问题,却发现:“结果搞来搞去,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事一样。”

  上世纪90年代,黄成德自驾出征前,曾有上万读者一起聚在贵阳送他;但探险的路上,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如今的情景也与20多年前相似,十几个微信群的成员每天能看到黄成德发来的工作照片,而一直在他身边共同战斗的人,只有几个人。不过他还算想得开:“先觉悟,就先做事。相信下一代会做得更好。”

  到现在为止,环境教育中心还在亏损。每一次公益诉讼前做调查都有两三万元的成本,但到目前为止,黄成德还没有收回过成本。“领导总是过来说,你们中心应该有经费支持,但从来没有人提着篮子过来”。

  元旦假期,黄成德特意去了一趟石门坎凭吊伯格里的墓。他很钦佩伯格里的经历:这个英国传教士曾在1904年来到贵州石门坎地区,并在这里兴办教育,在这个原本落后的地区培养出了十几个研究生。

  黄成德说,不做斗士,当个环保卫士就好。他希望,用这种精神做公众环境教育,慢慢唤醒公众的环境意识。

【责任编辑: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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