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位朋友，从出生就看不到。

    他妈妈为了他的眼睛哭了好多天，最后哭道流不出眼泪。他父母从他出生一个多月就开始为他求医问药，甚至经常在熟人的介绍下找一些算命先生到家里为他看眼睛。

    每一次他的家人都是带上家里仅有的积蓄和希望进城找医院，找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但是每次都带着失望和花空的钱包回到家里，医生和算命先生好像都串通好了，收了钱之后不说治的好，也不说没治了，总是说等孩子在长大一些再来看吧。从县医院到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越来越权威，答案却只是让他们等孩子长大一些。

    到他7、8岁的时候，平时一起玩的小朋友都去上学了。由于他看不到黑板，学校不让他上学，他爸爸也没有办法。孤单的他在家里闷得要死，于是就去学校听小朋友们上课背书。结果没过两天老师就找到他家里，让他爸爸管好他，别让他再去学校干扰学生上课。他爸爸承诺管住孩子，他躲到被窝里偷偷的哭了一个晚上。

    一天，一位亲戚到他家串门，聊到他的情况表示想出钱帮她看病。那位亲戚是农村最早富起来的人，他说，只要治的好，他可以拿出五十万。

    他妈妈一听就激动了，她说，“只要我儿的眼睛能治好，我的眼睛挖给他都行。”

    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特别的兴奋，想到自己眼睛能治好就可以看到喳喳叫着从天上飞过的小鸟，就不用听到飞机轰鸣却只能看到空荡荡的天空。但是他想到最疼自己的妈妈可能就看不到了，他害怕极了，他接受不了没有眼睛的妈妈，他觉得那样还不如维持现状，毕竟他看不到小鸟听到叫声也分得清是麻雀还是燕子，看不到飞机听到轰鸣声也知道飞过去的是 大型客机还是小型直升机。而妈妈看不到了，她一定很难过，一定不能习惯。他觉得那个后果比他自己看不到还要可怕。

    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想不出不去北京看眼睛的理由，但他想就算可以换眼镜也绝不能换妈妈的眼睛。

    第二天，他听到三婶在院子里跟他妈妈聊天。听说亲戚要帮他出钱致眼睛，就说，“眼睛能换吗，如果换了眼睛还不行，你也看不到了，谁帮你照顾他啊？”

    他妈妈一听也激动起来，“如果是那样，我也只能认了。”

    他三婶就说，“不用换你的不行吗？”

    他妈妈说：“不是亲人的可能不行吧。如果我也看不到了，到我老的时候，我就先买点老鼠药给他吃，免得等我死了没人照顾她。”

    他听到这话害怕极了，甚至想离家出走，因为他不想死去，他害怕以后妈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喂他吃老鼠药。

    后来他的眼睛被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确认无药可医，他颓丧地回到家里，决心再也不去医院治眼睛了。

    他沉默了几年，陪伴他的就是收音机。无聊的他听遍了收音机的每一个频率，从中波到短波，从单田芳的评书到益友电台的圣经学院，从本地的新闻到国外的美国之音，收音机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跟收音机里的老师学日语、学英语，学说书，学唱戏，甚至还请邻居帮忙给国外的电台写过信。

    他18岁的时候，家里盖了新房子，想给他相亲。按家人的意思，只要有新房子，就可以给他娶个有缺陷的媳妇，他就可以传宗接代了。

    房子盖好了，他强烈地反对家人为他相亲，他说自己没有谋生的能力，不想找一个媳妇跟他一起过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他父母很担忧，但是他们承认他长大了，无法勉强他接受被安排的婚姻。

    又过了两年，他在亲戚的鼓励下到残联开设的培训班学习按摩。培训班只教了两个月就让他们毕业了。随后，他带上父亲给的一千块钱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

    他在按摩店里被客人赶出按摩房，被老板炒鱿鱼，被同事算计，经历了不少的挫折，后来还遇到了此生的真爱——一个他乡的视障女孩。

    几年以后，他和那个视障女孩结了婚，两个人继续在按摩店里奋斗。他跟老婆走过几个城市，他们尝试开过自己的按摩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开了一年就倒闭。他们接受现实，重新回到了普通打工者的队伍里。

    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一个拥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儿，一个被人们一再强调多么健康，多么可爱的女儿。于是，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女儿去了外地，在一家按摩店里打工。

    他现在过着跟多数视障人一样的生活，从早到晚呆在按摩店里。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起来送孩子上学，然后躺回床上睡一下，九点钟就上班了，几乎每天都是熬到凌晨一点多才可以下班睡觉。他和多数视障按摩师一样，饮食起居都没有规律，只要客人到了，刚吃了两口的饭菜都要放下，给客人按完了饭菜都已经凉透了。中午想午休一下，刚睡着了就可能被叫醒去给客人按摩。他也和多数老按摩师一样敬业，每次被打扰了好梦都是在心里咒骂着客人还要耐心的做好工作。

    他们的收入就是按摩的提成，没有社保医保，他们每个月除去各种开支基本没有钱存到银行卡里，也没有给家乡的父母寄过钱。只是在每年春节的时候带孩子回一趟家乡，跟老家的父母团圆一次。

    他说他们都很厌烦按摩的工作，整天都累到腰酸背痛，工作了十多年都没有多少存款。不过他又说至少凭着两个人的努力算是过上了独立的生活，没有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这是他最引以为荣的。

    只是他说偶尔会做同样的一个噩梦，梦到他妈妈老了，然后强迫他吃老鼠药，他死命的咬着牙，不让母亲灌药，但是母亲叫上所有家人按住他。他拼命的挣扎，终于他就吓醒了，最近他又做恶梦了，被子被踢到了床下，身上的睡衣都被冷汗湿透了。他摸着背后湿湿的睡衣给我打电话，跟我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我是个感性的人，每当听朋友聊过去的心酸事情都会感到难过，偏偏我周围那样的视障朋友还挺多，每当半夜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心里都下意识的想到，不知是谁心情不好了，或者跟家人吵架了，偏偏怕什么还就有什么，总是被我猜中。

    视障人士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确实很难，确实许多方面都需要协助。可是我觉得最难的似乎不是眼睛看不到，而是我们明明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每天都在勤奋的工作，政策换了又换，残障人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发生想象中的改善，人们给了我们太多的同情，却忽略了残障人期盼的是什么。

    所有对残障人充满同情和怜悯，人们都觉得我们的生命特别脆弱，似乎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同时公众几乎不知道残障者有什么价值，几乎所有人见到视障人就会问你在哪一家按摩店工作，我改天去找你，似乎视障人离开盲人按摩就活不下去了。

    我每次去陌生的地铁站坐车都很尴尬，原因是我需要请工作人员引导我进出站，但是他们却总要给我过多的保护，甚至有人蛮横地强制我乘坐垂直电梯。他们总是不容分说地搀扶我们走每一步。不管我怎样解释自己熟悉的地方不用人带，他们仍然是强行推着我去做挤满人的垂直电梯。我烦透了被人当做箱子一样推来推去，讨厌被当成老人掺上掺下，但是每当我表现出不高兴，他们都辩解说，“我没有恶意，请理解我，这是我们车站的规定”。

    我知道我们确实需要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需要工作人员的协助，但是这一切至少需要是合理的，是尊重我们自主的，而不是毫无选择的，野蛮僵硬的。

    我理解他们的工作，知道车站规定他们见到视障人士就要特别的保护，但是问题来了，谁理解视障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谁告诉他们视障人一定就需要那样特别的保护，谁会在意残障人接受那样的保护感觉好不好？

    我想起来那位朋友的心愿，他说，“我只想做个普通人。小时候能跟多数小朋友一样在普通学校读书，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长大了之后可以多几样职业的选择。我指望人们尊重我们自主的生活，相信我们能独立生存。我只想平静地接受我们的残障，平凡滴过日子，不需要过多的怜悯与保护，不必恐惧将来有一天会被亲人以爱的名义处死。”

    相当一部分残障者的创造力绝对是社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现在的歧视导致至今社会无法有效地意识到这笔财富的存在。

    根据我近期查阅的资料，残障人口在发达国家占据总人口的13%~17%，而在国内也大约有10%的人口处于永久残障状态。如果残障者可以受到良好地教育，可以顺利地就业，残障者对GDP的贡献将会超过7%。因此，从人数上来说，残障者获得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将会大大的有力于社会的发展。

    从个人来看，由于残障者处于独特的感知状态，每一个残障者都可能具备人们常说的特异功能。尽管这些特异功能并非传说的那样神奇，但是从文学、艺术到天文、物理，几乎每一个学科都可能成为残障者发挥才华的领域，英国的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就是一个典型。

    希望曾经想杀死孩子的残障者家长能明白，残障者是社会不可分割的财富，是国家的重要资源，如果给残障者足够的发展空间，平等的机会，残障者可以发挥出常人无法想象的才能。包括地铁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公共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培训，他们有义务善待包括残障者在内的每一个人，不应继续以执行规定为理由歧视这些与众不同的人。

    关于我

    阿冲,是我的笔名，意思是“深吸一口气，然后鼓足了力气冲击残障者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障碍”。

    目前我正在广州公益领域四处勾搭，希望通过广泛的交流获得成长，了解视障人能在公益领域做哪些事情。

    我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十一年，按摩技术可说是小有成就。也了解了盲人按摩行业对视障群体的意义和弊端，由于盲人按摩店的收入不高，加上我受不了熬夜和饮食太差。从去年逐渐脱离盲人按摩店的工作，尝试学习残障权利倡导，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和众多残障者的故事像公众普及有关残障的常识，促进多元的对话，同时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谋生方式。

    去年参加北京壹加壹文化发起的中国残障发声月，在广州话剧院进行了“残障与性”的主题演讲，至今我引起的视障者与性的话题扔在论坛上被视障网友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