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作为普通一兵的何方礼，把工资分成三份，其中一份寄给红瑶女童，图为他正在为女童邮寄学习用品。

　　记者：就是算自己的生活费要多少钱？

　　何方礼：对，就是这样算，五块多钱已经够了。另外，我的一个妹妹，当时还在家乡上学，我想给她留八块，还剩八块钱就捐给红瑶女童。如果老师说这个月孩子们都能来上学，那我就买点牙刷，买点牙膏。我帮的第一个孩子是第一届女童班一个叫代妹英的女童，给她寄了一双鞋。

　　记者：那时候武警部队的春蕾女童班已经开始了吗？

　　何方礼：那时候还不叫春蕾女童班，叫做女子班，是1988年开办的。我是1993年才到中队，那时候孩子已经读五年级了。帮助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每个月都和学校老师联系，问她哪个孩子需要我们帮助，然后再跟我的战友不断地讲：帮助孩子不需要我们把所有的津贴都贴上去，我们只需要在她们每个月需要的时候，给他十块钱、八块钱就行。就这样团结了很多战友，把他们一起组织到这个行列里面了。

　　后来，中队长、指导员知道这件事之后，在军人大会上特别表扬了我们，使我们增加了帮助红瑶女童的信心，有被认可的喜悦，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挺值得的。

　　我的老指导员王文忠，他的孩子得了地中海贫血病，每个月都得给孩子输150块钱的血，他也有固定的帮助对象，还组织我们开展这项活动。所以我觉得是中队的传统，引导我们走上这条捐资助学的道路，中队长、指导员做出了好样子。之后，我在中队成长为一名班长，成长为干部，成长为这个中队的主官，一路走下来，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组织者。

　　其实，我个人捐的钱并不多，一直到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基金会给我授予“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时，我一共可能才捐了1600多块钱来帮助红瑶女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