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禾营销的生态米，都用真空包装包好，上面贴着标签，写明米是由哪个农民种植的、何时播种或收割等信息。

    天地人禾创始人之一刘尚文曾任职于绿色和平及SEE基金会，他把天地人禾定位为社会企业，致力于让消费者吃上健康美味的放心米，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让农民获得受尊重的收入，避免长期接触化肥农药。

    在广州以北200多公里的连山县向阳村，他们承包下了100亩地，与当地18位农民签订了合作协议：你用有机方式种植，并接受我的监管；我确保你每季收入提高50%以上。

    谭静远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分子生物专业，后在安大略省卫生部担任科研技术工作，一年后选择回到国内参与公共事业，曾经担任公益教育产品“一公斤盒子”的设计总监，负责产品研发。她在2014年5月加入天地人禾团队，现任CEO。

　　谭静远/文

　　我觉得世界上那些说应该坚持梦想的人都还没开始做梦，因为坚持梦想是一个无比辛苦的过程，正在坚持的人根本没力气去说教，更多的时候只是希望自己做的是一个更轻松的梦。

　　可我的梦想一点都不轻松，也不华丽，甚至还会让你有些诧异——我想要看到中国的农村更加富裕。

　　我出生在成都，9岁搬到北京，11岁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从小学六年级生活到硕士毕业、工作。那个时候，多伦多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来自大陆的移民。如果你在街上听到有人讲普通话，会惊讶地回头。如果你也是一个90年代初来自中国的1.5代移民，你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会有无数人告诉你自己是多幸运，你的所有努力都应该是关于如何更好地“留在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

　　大学专业我选择了生命科学，因为我爱抽象的进化论，可我的父母只认为这专业会让我成为一名医生，至少是大学教授。这也是第1代和第1.5/2代移民的区别，同一件事情，出发点总是不同的。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兴趣跟中国农村有关的时候，连我自己都花了4年去接受，别说他们了。

　　这一切的开始，是在我大三和大四之间那个暑假，当时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在中国乡村的一个小学做支教。

　　忽然想试试另一种生活

　　我想要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为世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可在我父母眼里，他们认为我是在做简历建设，为了让以后的求职简历更漂亮。

　　我当时去的是江西北部一个贫穷的普通农村，那里的医疗和教育条件非常落后，有着很多留守老人和儿童，但也有中年人，只是他们很爱赌博。那已经是2005年了，中国大城市里很多年轻人的手机已经甩出国外很多代，但那个村里的孩子却没听说过加拿大，这种反差是很震撼的。不过很多年后我跑过全国很多农村才发现，我人生第一个去的农村是全国状况比较差的。

　　其实我觉得贫穷或许也没有什么，直到支教结束几个月后，我的一个队友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说她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个当地五年级学生说，她要跟姐姐去浙江的服装工厂里打工了。这个小朋友所承受的一切让我大四一整年都没法再觉得世界是美丽的了。

　　我试图跟我身边的朋友讲述我在中国看到感受到的东西，然后也希望他们跟我一样觉得这一切有种莫名的悲哀与愤怒，但我并没获得预期的结果，因为电视上有很多非洲孩子的惨状，大家早已接受世界不公平的现实，反正那些惨事又没发生在自己身上。

　　大概，现在人们都忙着在各自生活里周旋，没有那么多情感和时间留给与己无关的陌生人陌生事。可是，我发现自己与身边的人不一样，因为我忽然觉得，这些陌生人或许就是属于我的世界。

　　相信我，决定并不容易

　　从那以后，我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接触中国乡村公益相关的事情。但其实我下定决心把中国乡村发展作为一份事业的过程，如同让一个情感保守的人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过程一样艰难——我到底是不是呢?我一定是吗?是又该怎么做呢?别人会怎么看自己?我可以回头吗?我可以公开这个消息吗?好的“出柜”时机又是什么呢?

　　很快，本科毕业，我读了硕士。当我花了两年时间乖乖地写出一份东西可以攒成硕士论文的时候，也到了我要决定是否要为一个博士学位开题了的时候了，一旦开题，就像是许下与科研的终生承诺。

　　我当时想，如果我走科研这条路，大概六年以后我的科研事业就稳定了，生活也就稳定了。但如果我花这六年去中国乡村做些疯狂的事情会怎么样，虽然具体要做什么事情当时完全不知道。

　　当时的决定是要疯狂一把。

　　硕士毕业前我一直在“中国发展简报”上找跟中国乡村有关的公益性质的工作，我的简历和自荐信有N个文件夹，我跟对方说我愿意拿￥3500/月的工资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让我进你的机构。电话面试过3次，全部因为“教育背景不对”被拒了。

　　最终为了还学生贷款，我只好找了一份政府机构研究员的工作。这个工作我花了3天就找到了——首先我写了一段程序把一个网页上跟多伦多大学有关系的实验室的负责人邮箱全部摘了出来，然后群发了这300多个人，10分钟后收到3个教授回复，然后逐一面试、全部通过，最后选了一个钱最多的。

　　半年后我的学生贷款全部还清，然后就开始策划回国。半年后，我真的回国了。

　　找到归属

　　大概4年前，我找到了第一份全职带薪水的社会企业工作——在一个促进乡村学校教育质量的项目。在这份工作中，我走访了全国不下30个乡村学校，与乡村老师和本地设计师一起为乡村学校的课堂开发创新的教学流程与工具。因为在那种环境和需求下，我希望我们的工作是真正有效的，所以我学习了社会设计的方法;也因为我们同事试图在寻找一个企业化的运营模式，我还学习了商业策略，管理与品牌建设;同时，我更深地思考了乡村社区的需求与渴望。

　　直至去年5月份，在我30岁生日的时候，我以合伙人的身份正式加入了这个初创团队——天地人禾消费协作社。我们在做的事情有很多社会创新与公益的成分，但是核心又是最传统的生态农业。

　　我冒险做这个决策部分是因为我想把我的科学背景利用得更好，也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有了可以承担更多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商业策略层面。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们的商业与社会模型，它改善乡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改善农民的收入。

　　在过去这11个月里，我负责了品牌、市场营销、产品设计、传播与客户关系。以上一半的领域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做得怎么样呢?只能说我从自己的错误学到很多吧。

　　在今年春节前，我的合伙人说该是我试试当CEO的时候了。这意味着我还要增加水稻种植与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知识。

　　今年，我们预期的客户会增长4倍，还会拿到第一笔投资。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有两位工作经验比我多5年，分别来自环境保护和金融管理背景的合伙人，我是没有胆量去尝试的。当然，还有我的生命合伙人，他是我的中国之行最意外的礼物。

　　大概一年前，我的好朋友，Bottle Dream的主编阿菜在做那个关于社会创业家的视频采访我时，我被问道为什么会对中国乡村发展那么关注。我回答是因为内疚——我有机会获得很多，包括很好的教育，在学校外学习艺术并让我有信心之后自学设计，旅行，上大学，开始和结束科研，以上这些都让我感到内疚。因为我知道有体制层面的不公平造成中国乡村的同龄人没有我这样的机会，虽然这种不公平不是我造成的，但我一定是获益者，如果不为他们做点什么的话，我会越发感到内疚。

　　而这一切的原点，都是在我第一次到乡村支教的时候，改变我世界观的五年级外出打工的的女孩，而那个年纪的我正跟随爸爸妈妈迁去加拿大。有人说过内疚是最强大的情绪，而这也是我开始梦想的原因。

　　我希望那个女孩在未来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可能性，而我也会一直努力让挥洒劳动汗水的每一片土地滋生美好，梦想或许真的不需要坚持，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好，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