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最核心的问题是与父母长期分离，亲情缺失，家庭教育弱化，留守儿童的生活质量、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成长环境均劣于受父母监护的儿童。留守儿童问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新京报为此推出了“留守儿童困境调查”专题报道，多角度呈现留守儿童生存现状。与个案采访同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四位专家学者，分别从法律保障、安全隐患、侵害危机、青少年犯罪等方面对留守儿童问题提供解困之策。

　　全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人数达到2.78亿。

　　调查发现，76.1%的留守儿童处于祖辈监护、亲戚监护或自我监护的状况，34%的父亲/母亲在儿童3岁之前就开始外出。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关于留守儿童法律保障问题

　　通过法律保障强化家长监护责任

　　新京报：留守儿童问题最突出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张小媛：2012年，全国妇联儿童部做了一个统计，全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人数达到2.78亿，如果这些人是一个国家，那将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农村人口往城市流动打工这个趋势在短期内无法扭转。

　　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他们并不是问题儿童。除了个别极端的情况，留守儿童最核心的问题是与父母长期分离，亲情缺失，家庭教育弱化，留守儿童的生活质量、生理和心理健康、成长环境受到影响。留守儿童并不是生活上极度贫困，需要关注的是因为父母长期远离，带来的家庭教育缺失导致一些心理问题。

　　新京报：国家针对留守儿童有哪些具体措施？

　　张小媛：国家一直很重视留守儿童问题，专门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了一个留守儿童工作组。去年之前，全国妇联是留守儿童工作的牵头单位，承担协调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等各部委共同开展留守儿童工作。从去年开始，国家深化体制改革方案将留守儿童牵头工作交由民政部，实现了政府主体牵头地位，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留守儿童工作保障，妇联和教育部作为责任单位具体实施各项政策。

　　新京报：妇联在针对留守儿童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张小媛：全国妇联是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群团组织，主要以家庭、社区为切入口来做留守儿童工作。我们的一个工作是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尽快出台，目前全国妇联正在积极推进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进程，通过法律保障进一步强化家长的监护责任。

　　全国妇联已在今年的两会上提交提议案，建议将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纳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中，依托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为留守流动儿童在内的广大儿童提供服务。

　　2011年，全国妇联联合教育部等相关部委在全国40个县市启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地方建立“留守儿童乐园”。留守儿童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由政府主导、部委联动、社会参与，取得的效果显著，希望国家能在全国推广试点工作，用机制保障在5-10年内全面建成关爱留守儿童服务体系。

　　新京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如何开展？

　　张小媛：主要是完善经费保障制度。各试点地区普遍设立了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专项经费。江西省于都县、重庆市涪陵区、四川省大竹县除了将关爱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外，每年还拿出部分经费用于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两年来地方财政共同投入约4亿元，为开展试点工作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新京报：关爱留守儿童试点有哪些创新措施值得推广？

　　张小媛：有的地方设置了针对留守儿童的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做留守儿童工作，河南省通许县在县一级成立留守儿童关爱中心，专门调配4个事业编制，在乡镇建立留守儿童工作站，每个站点专配2名专职工作人员，在乡村社区建立“爱心家园”，每个家园配备1名管理员，从组织领导、机制机构、人员经费上为开展关爱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京报：有专家建议，由政府购买专业服务来开展留守儿童工作。

　　张小媛：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实施。广东省中山市建立“社工 志愿者”模式，由政府购买专业社区服务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支持。

　　目前政府转移职能，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断加大，中央财政从2013年开始每年投入2个亿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关于留守儿童犯罪问题

　　“一十百千”工程守护留守儿童

　　新京报：留守儿童暴力犯罪惨剧为何会频发？

　　佟丽华：我不赞成把留守儿童标签化、问题化，极端暴力犯罪案例并不是留守儿童特有的现象，在其他人群中也会发生极端暴力犯罪。不过一般而言，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父母教育、管理跟不上，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走上暴力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更大。

　　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管教，受到坏人唆使更容易出轨走上犯罪道路。这也和大环境有关，暴力文化越来越泛滥，孩子过早接受暴力文化，会淡化对暴力犯罪恐惧的认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减少暴力文化对孩子的影响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新京报：怎样预防留守儿童暴力犯罪？

　　佟丽华：我国现有的法律缺少有效的制度来矫正14岁以下的儿童暴力犯罪问题，现有的办法是当儿童有不良行为甚至是犯罪，由父母管教或者政府收容教育，很难起到矫正作用。我多次呼吁修正《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现有的法律条文是原则性条文，缺乏可操控性，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儿童缺少应对措施。13岁的儿童杀人了怎么办？怎么预防他再次犯罪？从现有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新京报：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对于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如何督促他们履行责任？

　　佟丽华：家长的监护责任是第一位的，父母长期外出打工要把留守儿童的生活安顿好，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人代为照管，明显不负责任的家长应该追责。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父母双双外出打工，把孩子扔给无监管能力的老人，父母长年不回家，连电话都很少打。对于主观上有恶意的父母，明显遗弃儿童、家暴儿童、放任儿童长期无人照顾的，必须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法律应该对这部分父母发挥威慑作用，才能督促父母更好地保障儿童的权益。

　　去年12月，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和民政部四部门联合出台监护人侵害孩子权利的意见，意见中提到在必要时要追究父母民事责任，撤销监护资格。这项政策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将能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

　　新京报：你认为留守儿童问题主要的症结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该难题？

　　佟丽华：解决留守儿童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保护留守儿童。我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在农村发展人才，专门做留守儿童工作。我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十百千”工程，一，是指在所有的县成立一个专职做留守儿童工作的社会工作站，“十”是指每个社会工作站至少培养十名专职的包含社工、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者在内的专业人才，“百”是至少培养一百名政府支付一定报酬的志愿者，“千”动员发展至少一千名爱心志愿者。

　　新京报：这个工程的可行性如何？

　　佟丽华：我算过一笔账，一个县成立一家专职照顾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站，10名专职人员，由政府购买服务，一年支付50万元给该社工组织，每个县发展100名专职志愿者，每人每年由政府支付5千元，加在一起100万。全国2800多个县，中央财政补贴拿出30多个亿就能开展这项工作。这110名由政府购买服务的专职人员和专职志愿者，将会给每个县的留守儿童工作进展带来实质性改变。

　　我到河南洛宁县调研，洛宁县试行“儿童福利主任”，聘请当地的乡村教师、村干部做保护留守儿童的爱心志愿者，政府每人每月补贴450元，一年每人也就5千多块钱。这些儿童福利主任在看护留守儿童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关于留守儿童被性侵问题

　　预防性侵主要责任在成年人

　　新京报：儿童被性侵问题在我国的情况如何？

　　龙迪：儿童性侵问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我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专门调研数据，不过可以肯定儿童被性侵发生的比率比人们想象的数字要高很多。

　　新京报：性侵对儿童造成怎样的生理和心理伤害？

　　龙迪：性侵会对儿童的身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更为严重的是心理的创伤，巨大的煎熬和痛苦，严重的会导致心理世界的崩溃。遭受性侵的儿童，他们对人不信任，感受到背叛无助，觉得羞耻，对性有错误的认知，人际关系交往存在障碍，难以融入社会。丧失了人的基本尊严，丧失对世界的憧憬，心理造成的伤害远大于生理造成的伤害。

　　新京报：为何农村留守儿童被性侵事件频发？

　　龙迪：留守儿童一般在农村跟随年老的长辈或者其他委托监护人生活，由于身体或者经济原因委托人不能尽到充分的监护义务，使得未成年人缺乏全面的保护和管理，留守儿童容易被一部分犯罪人锁定为侵害目标。而且在性侵发生后，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不敢或者不愿意把遭受伤害的事实告诉他人，导致侵害者无所顾忌，多次实施侵害行为。

　　还有一个现象，性侵受害者存在低龄化现象，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占受害者的大多数。他们认知能力、辨别能力和反抗能力都比较差，对性知识缺乏认知，侵害人对其实施犯罪比较容易。

　　新京报：应该如何有效预防儿童性侵案件发生？

　　龙迪：目前我国针对儿童性侵预防的重点是对儿童开展性教育，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免遭性侵犯。这种预防思路是不对的，侵害者利用不对等的权力对儿童施暴，孩子是不能自我保护的，成年人应该承担保护孩子免遭性侵的责任。

　　新京报：目前被披露的儿童性侵案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数字，为何人们不报案？

　　龙迪：儿童接受的性教育比较少，性知识缺乏，不了解性行为的性质，对性侵存在模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贞洁观，孩子告诉家长后，家长认为性侵是件耻辱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极力隐瞒，他们以为只要别人不知道，伤害就会减少。但实际上，家长只看到了性之耻，而忘了伤之痛，遭受过性侵的孩子在心理上若没有得到及时的安抚，会恐惧、焦虑、抑郁，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长大后会成为施害者。

　　还有一种情况是：报案后，立案困难，取证困难，民事赔偿不足，家长和小孩都遭受到心理创伤和煎熬，缺少相应的帮扶服务，还不如不说出来。不友善的舆论和不支持的制度系统导致人们不报案。

　　新京报：儿童遭受性侵后，应该如何应对？

　　龙迪：儿童遭受性侵，告诉家长，家长应该充分相信孩子，给予孩子心理上的安慰，并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如果是家庭内隐藏的性侵，邻居、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医生一旦发现性侵事实，有强制举报的义务。

　　性侵举报后，公安机关应当积极介入立案调查。针对被性侵的儿童和家庭，应当有专业的干预服务介入为儿童和家长服务，跟进治疗。

　　新京报：针对儿童性侵的预防和治疗，你有何建议？

　　龙迪：前面的数据表明，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可以降低儿童被性侵的几率。在预防上，成年人应当承担预防的主要责任，成年人要做儿童的守护者，使儿童远离性侵伤害。一旦性侵发生，要有专业的干预服务介入，帮助儿童和家长治疗心理创伤，回归正常轨道。专业社工服务是我国目前非常缺失的，应当补上这一课。

　　关于留守儿童安全问题

　　溺水和交通事故是两大祸患

　　新京报：根据你的长期调研，留守儿童面临哪些安全问题？

　　叶敬忠：调查发现，76.1%的留守儿童处于祖辈监护、亲戚监护或自我监护的状况，34%的父亲、母亲在儿童3岁之前就开始外出。由于管护不到位，留守低龄化加剧，加之乡村安全隐患众多，留守儿童因溺水、交通事故、中毒等意外伤害而亡故的事件日益增多。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新京报：哪类安全隐患是首当其冲的？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的安全？

　　叶敬忠：溺水和交通事故身亡是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两大祸患。我在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的水塘旁边没有防护栏、警示牌，水塘边沿很窄，农村孩子喜欢戏水，没有大人在一旁看护，很危险。农村的道路狭窄，交通设施不完备，村庄与城市之间连接的岔道口没有警示牌，没有限速标识，是交通事故高发地段。

　　为了减少这两类安全隐患伤害，农村应当加强安全防范，消除道路、桥梁、河塘等安全隐患，如增加防护栏、警示牌、限速标识，设立暑期安全巡逻队等。家长和学校要给孩子灌输安全教育，家长外出时要做好家庭安排，确保监护人有足够精力保障儿童安全，加强村庄层面的儿童保护工作，建立留守儿童档案。

　　新京报：你多次提出农村撤点并校不利于留守儿童安全保护。

　　叶敬忠：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农村小学从2000年的440284所减少到2013年的140328所，13年间减少了68.1%。村庄学校的上移，迫使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亲子分离的境地下，与监护人和村庄再次隔离，小孩从村庄到乡镇学校的路上，没有人看护，容易出现事故。

　　调查显示，安全事故在学校发生的概率极低，学校重视安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儿童安全伤害。村庄没有小学后，孩子们缺少相应的玩乐活动中心，以往孩子们喜欢在村里的学校玩耍，比在水塘边等地玩耍安全很多。

　　乡村失去学校，也使得乡村更加丧失活力，日益凋敝，不利于留守儿童成长。我多次呼吁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乡村教育的投入，考虑适当恢复被撤并的村庄小学，使留守儿童能够就近入学。

　　新京报：留守儿童问题十多年前就出现，为何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叶敬忠：10多年来，外出打工的人口越来越多，留守儿童数量增加，有6100万之多。留守儿童面临的乡村环境日益恶化：多数乡村失去了学校，乡村越来越没有活力。失去活力的乡村，人情淡漠，社区缺少动员能力，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不够。导致留守儿童问题越来越严重。

　　要改善留守儿童的状况，应当加强家庭、学校、社区三方互动，减少父母外出，适当保留村庄小学，恢复乡村活力，给留守儿童创造一个相对良好的生存环境。

　　新京报：有学者提出开放户籍制度，让留守儿童跟随父母进城，从留守到流动，你有何看法？

　　叶敬忠：我不认为开放户籍制度，让留守儿童成为流动儿童能有效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等流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要完全放开户籍制度，是不现实的。再者即使户口彻底放开了，农民工那点收入能力负担得起他们的举家迁移吗？即使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也把留守儿童问题转变为流动儿童问题了，流动儿童问题并不比留守儿童问题容易解决，千万不要迷信彻底放开户口就可以彻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