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地震对中国的民间N G O而言，是一次真正全面的检验。从汶川地震成长起来的中国公益组织全面参与了灾害救援。虽然成色不一，也有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中国的海外援助已经有了6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对外援助被视为一种外交手段，改革开放之后，又被赋予了经济合作和企业走出去的特殊战略目的。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全球化，并且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如何对各个不同政治文化的地区做社会服务就是一个必然的课题。尼泊尔是非官方机构第一次全面亮相，但是重要的是未来中国民间组织应该怎么走出去？就此问题，南都与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特召开蓟门决策专题论坛，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扶贫基金会走出去的经验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值达到6605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我们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非常大。但目前中资企业还是比较缺乏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规划和专业，或系统的规划，或者部门以及专业的人员。

　　总之，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了大量项目，但是大多数都是跟社区发展没有关系，主要集中在工程项目。民间组织在官方援助和企业的CSR项目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有限。仅仅是官方援助或企业的对外投资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形成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三方互动的立体对外援助的模式，应该是当前研究和探索的话题。

　　扶贫基金会国际化探索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自2005年开始紧急救援，我们的能力比较有限，不可能在国外长期地驻扎，更多依托于国际组织和合作伙伴进行救灾。从2009年到2012年，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开始派人出去，并进入社区。同时组建了专门的国际发展团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从去年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开始展开较长期的项目，探索海外成立办公室，准备长期的扎根海外。

　　截止到目前，我们在14个国家开展了项目，总的投入超过8000万人民币，涉及的紧急救援、设备援助、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医院建设、大学生资助，除欧盟国家以外，遍布世界各大洲。

　　最早我们以出钱、出物的方式参与的是救灾，2005年印尼海啸、新奥尔良飓风，我们从人道主义角度参与救灾，很多人批评我们，中国和美国实力差距这么大，你们还要去援助？但是我们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做了，尽管钱出得比较少，但是也是道义上的支持，以后我们继续参与了其它地区的灾害救援，从巴基斯坦地震到非洲埃博拉流行病，我们都参与了救助。

　　特别是埃博拉流行病，我们可能是中国公益机构里面唯一一家对联合国的公益救助倡导进行响应的。当时我们和腾讯合作募捐，还打破了一项基尼斯世界纪录，24小时募集了121万元，捐赠人次历史最多。

　　我们总结如果想要长期合作，受援国本身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的时候，在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我们邀请了20位苏丹民间组织的领袖，到中国培训并进行实地考察。

　　开始出钱也出人，这就属于第二阶段。我们一路探索，逐步摸索了一些经验。既要有援助型项目标志性建筑，更要有社区发展项目，不仅仅把硬件有形的建筑物建在那儿，更要进入软件的建设。我们在苏丹建医院，同时还派了两个人进入医院的董事会，参与医院的管理，并从国内选拔医生到当地进行培训和援助。最终我们实现了医院自身的循环运营，就诊的人数不断增加，医院收入也提高，既能进一步改善医院的服务和设备，又能给当地贫困人群提供廉价服务，这个项目得到了外交部的高度赞扬。

　　总的来说，政府的投入也挺大的，企业投资也很大，但是真正民间组织走出去还是面临许多的障碍，需要有关方面的政策进行倡导。所以我们在2013年组织了三个课题组分别对对外援助的总体评估情况做了一个回顾，中资海外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所承担的角色以及他们取得的一些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民间组织走出去要有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走出去，我们也做了相关研究，并组织了民间国际社会责任的专门论坛进行讨论。去年我们还与安平基金一块合作，从各大媒体选了几名记者到非洲进行了调研，还准备启动对外研究东南亚项目的调研。

　　我们经常在海外听到别人讲，这是中国人的项目，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露过脸，但如果进入社区开展援助项目，这些项目就是长期性的，三年的、五年的，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就需要你有人在当地。我们现在准备在缅甸开展这样的项目，先做试点，给企业进行示范。

　　这个项目，我们在仰光、曼德勒的六所大学，选了50个学生，第一轮资助已经开始。第二轮，我们在办事处正式注册以后再进行大规模的项目活动。资助对象是家庭特困、偏远农村的大学生。

　　除了直接给援助资助以外，我们开展了大学生成才的支持活动，包括同学会，由同学们自己组织一些活动，包括开展一些其他的公益活动，在公益活动的基础上写文章，把大家的改善或者对国内发展的看法写出来进行一个竞赛，好的话我们跟中国的高校一起来交流。

　　在国际化探索过程中，中国扶贫基金经过多年探索，从只能出钱出物，慢慢的人也可以出去，最后能够长期的驻扎。现在尼泊尔我们还有6个人，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个坚持在一线的中国民间组织。我们自己认为，民间组织走出去，必须要坚持几项原则，首先是民间帮助民间的原则，我们作为民间组织突出我们的特性，让当地的民众受益。其次，需求驱动，根据当地的需要提供项目，而不是自己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捐赠人提什么我们做什么，强加项目给别的国家和人民。第三个原则，合作。不是我们自己带队伍过去，所有事我们自己办，这种做法诟病很多的，我们的经验是要多多和当地机构合作。第四个原则，我们有朝一日总会离开，所以必须培养当地机构的运作能力，保证我们走了后，项目还可以继续持续下去。

　　同样走出去必然面临的挑战，第一，关于民间组织走出去法律和政策都是空白，所以民间组织国际化无章可循。第二，我们资金来源有限，政府有数百亿的海外官方援助发展资金，但基本上没有和民间组织的合作的项目。第三，咨询和能力建设，我们缺少公益服务的智力支持。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想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应该针对民间机构走出去专门立法？我们使用外汇只能采取企业的方式，既不方便，成本还很高。设备出去了，物资出去了，能不能免税，没有成法，只能一事一议。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建立起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政策机制，西方国家大概是30%援助是通过民间组织来执行的，而我们基本约等于零，两三百亿资金里面可能有5%由民间组织执行。政府可以建立民间组织援外的专项资金，同时制定政策、规模、制度、目的，并进行监测和评估，由民间组织负责具体的落地实施。另外中资海外企业怎么利用民间组织的专业性，提升海外项目的精准性和海外性，这也是企业界需要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