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间隙，刘红宇翻看“美丽中国”支教点的孩子照片。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谈起母亲，干练的刘红宇此刻语速有些变缓。

　　她从律师事务所的高楼里向外望去，北京国贸的写字楼间尽显都市繁华，只有几处砖瓦平房院落能让人感到平静。恐怕也只有这些仅剩的院落，才能把她的思绪拉回从前，回到诗城奉节的古城——尽管那座曾回荡着“朝发白帝彩云间”诗句的山头如今已沉入了三峡的江心。

　　“大学毕业后，妈妈揣着自己档案，主动要求来到了最偏远的奉节县。不久又主动要求来到山区，负责当地的卫生院工作。”刘红宇说。

　　而在刘红宇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鲁莽”也是山里人很少见的。

　　“妈妈打着火把，走上一个昼夜的山路去产妇家里接生，路上可能还会碰见野兽。产妇难产，大出血，婴儿的一个胳膊卡死在子宫里出不来。她给婴儿截了肢，救活了产妇，天亮又拖着虚脱的身子走回来。”

　　想要走出去，就必须要读书

　　巴蜀之地，重重叠叠的大山挡着山里人的梦，但没能挡住文革的磨难。

　　刘红宇的父亲是县里的干部，自然少不了挨整，每次去看父亲都是在牛棚里面。母亲也被荒诞地列为“专政对象”。

　　“妈妈在奉节是被称为‘活菩萨’的人。”文革时期，刘红宇的母亲几乎都是在病人的家里面度过的，“这家藏几天，那家藏几天。”

　　时代的遭遇早随着童年一同远去，但让刘红宇此后一直挂念的，是山里人的艰难、质朴和渴望幸福的状态。

　　“大山挡着视野，我当时就知道，想要走出去，就必须要读书。”刘红宇说。

　　但谁能想到她真的走出来了。

　　16岁那年，刘红宇背着一箱牛肉干和一箱书到北京求学，随后，顺利考上全国唯一的政法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

　　大学期间，在法院实习的刘红宇亲眼见证法律工作者风里来雨里去，让一个个素不相识的求助者找到了依靠。在他们的身上，刘红宇似乎又看到了母亲在大山里播下的希望火种。

　　“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是那么地相通，都救人于危难中。”刘红宇说，这就是她编织“律师梦”的开始。

　　1985年，刘红宇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进入人民银行四川分行工作;1988年，又调入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

　　在当时中国的银行中，法律科班出身的人寥寥无几，刘红宇的法律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在银行一线业务中，她总能发现许多漏洞，弥补了很多潜在的经济风险，刘红宇在银行系统名声鹊起。

　　但也许母亲在她心中打下的烙印太过深刻，刘红宇也干了一件“鲁莽”的事情——主动上交银行破格分给她的住房。

　　要想丰满人生，做公益

　　非常有必要

　　1992年，刘红宇“下海”了。

　　那一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法律界带来了历史性的契机，北京批准成立了14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这其中就有刘红宇和合伙人创办的同达律师事务所。

　　一眨眼，20多年过去了，刘红宇和律师事务所攀上了一个又一个高峰——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ALB杂志“亚洲地区蓬勃发展中的30家律所之一”……今年，这个备受业界瞩目的ALB杂志首次评选15位优秀女律师，刘红宇又在其中。

　　刘红宇在大山外立了足，也开始为山外的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作为连续三届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和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她这些年提出了不少家喻户晓的议案和提案。

　　刘红宇的第一份人大议案就让之前50年没动的1.1米的儿童免票线“长了个”。

　　“这个议案一出，我立刻上了头版，因为它涉及千家万户。”刘红宇说到这儿不免透着几分骄傲。

　　对于社会公益，刘红宇做了很多议案和提案，她希望这样的骄傲时刻能越来越多。这些年，她一直推动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纳入民诉法，为北京市交通的综合治理献策，呼吁商品信息的公开透明……

　　有记者专门问过她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热心公益”，她的答案是“要想丰满自己的人生，做公益非常有必要”。

　　从山里到山外，再从山外回到山里

　　刘红宇与“行走中国公益俱乐部”的成员

　　站在山顶，刘红宇相信，公益是她未来人生最重要的内容，于是，她想的事情又不一样了。

　　这一次，是回头往山里走。至于为什么，一开始她也说不清。

　　1996年，刘红宇拿了5万块钱出来，回奉节县设立了“同达基金”，在各个学龄段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

　　有一年，她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台下学生递上来一个纸条，“我就是得你奖学金的学生，所以我发誓什么都不学，我就要学法律”。

　　“还有一次我在重庆理发，理发店的老板娘也是奉节人，得知我的名字竟然大呼小叫。”刘红宇很惊讶这样一个小小的奖学金带来的影响。

　　从山里到山外，再从山外回到山里，如今，刘红宇选择用“情怀”这个词来解释往山里走的原因。

　　“我觉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的一生，我觉得最有情怀的事就是严于律己，再做榜样。”她说。

　　往山外走，当年16岁的小姑娘孑然一身，一心只想挣脱大山的屏障，步伐轻快;往山里走，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刘红宇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

　　2007年，前中组部副部长刘泽彭和老女排五连冠时期的功臣杨希成立了“山花网球基金”，把一群从未走出过大山的藏族、纳西族孩子带到北京和深圳，接受职业网球训练和文化教育，刘红宇在其中为这个基金提供无偿的法律顾问服务。

　　前些年，中央统战部“同心·律师服务团”成立，跑到山沟沟里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刘红宇也是里面第一批的参与成员。

　　10多年前，刘红宇与北大光华EMBA校友会的校友们发起了“行走中国户外公益俱乐部”，并成为了第一个在民政部注册的户外公益组织，其中发起的一个项目，就是组织校友的留学生子女利用暑假时间回到国内贫困山区进行短期支教。

　　“我儿子就在里面，他有时一天要上五堂课，你看我微信里就有他上课的照片。”刘红宇说起儿子能和她一起回到山里，脸上充满了欣慰和骄傲，“他们本身年轻，从小就有公益的理念。”

　　然而，在大山深处，许多孩子面对的是升学无望的现实。

　　“在很多偏远的地方，很多孩子即使有再美好的理想，也可能是够不着的。我们到山区去支教，可能不能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到什么位置，但至少我们可以燃起他们人生的美好，让他们成为一个积极的人、快乐的人。”刘红宇说。

　　留住人”还得靠情怀”

　　早些年，刘红宇随全国政协到云南、贵州等地做调研，研究怎么才能让法律人才能留在贫困的地区。研究来研究去，“还得靠情怀”。

　　“一个优秀的人有知识、有文化，但更应该有情怀。”刘红宇说，希望通过这些优秀人才的支教，探索一套科学的机制，逐步培养山村更多的优秀教师，中国山村的教育就有希望了。

　　“于是，我开始关注均衡教育。”她说。

　　今年，在刘泽彭的极力推荐下，刘红宇成为了支教组织“美丽中国”的理事。

　　“他给我讲了很多‘美丽中国’的故事，我觉得它的持续性和标准化培训是能让支教热情真正落地的示范。”

　　“‘美丽中国’看起来是支教，但它最关键的点是培养老师去支教，让均衡教育不再是句口号。”说到这，刘红宇又引出了一个将来可能的提案，“鼓励更多的城市教师到山村支教，或者支教老师在后续可以得到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得知自己非常喜欢的演员姜文也为“美丽中国”拍了宣传片，刘红宇更是兴奋，她说：“我太爱他拍的片子了，尤其是《芙蓉镇》。”

　　其实，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不正是当代社会进程的缩影，不正是刘红宇放心不下的“山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