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马家沟，10岁的强子（左）和11岁的李强扶在窗口。5天后，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河南读书。CFP供图（资料图片）

　　开学1个月了，每天能在离家不到10分钟路的鸡村第一小学接送儿子，周平（化名）感到特别踏实和满足。

　　3年前，周平从广西崇左市扶绥县的一个小乡村来到南宁一家单位做保安，跟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的家长一样，为了孩子在城里读书他没少发愁。幸运的是，经过近半年的不懈努力，周平最终为儿子争取到了在暂住地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但其间的艰辛，也让这个漂在城市的中年男子深深体会到“教育公平”这几个字，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至少也该给我们一个排队的机会吧

　　7月2日是南宁市兴宁区公办小学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报名的第一天。两天前，该辖区刚结束地段生的报名。

　　深夜两点多，在床上一直没合眼的周平悄悄地翻身下床，出门直奔鸡村第一小学。到了凌晨5时左右，他的身后已经排起了一百来人的长队。排在队伍最前头的周平紧紧捏着装有报名资料的塑料袋，为了能帮孩子在公办学校报上名，他提前3个月就开始准备相关的手续材料了，为了办齐“六证”，他还专门回了趟崇左老家开具婚育证明。

　　5时20分左右，学校保安突然贴出一张《通告》，给校门外熬夜守候的家长当头泼了盆冷水。《通告》上写着：因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无法接纳更多学生，请没有报上名的学生家长予以理解，并及时携子女到附近学校报名。

　　“不是吧，怎么就报满了？”顿时，人群嘈杂起来。显然，这些辛辛苦苦赶来为孩子报名的农民工家长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往年多少都有十来个农民工子女能报上名，可今年为何空不出一个名额？大家开始怀疑，学校今年招收的这90名孩子真的都是地段生吗？

　　直到上午9时，学校始终大门紧锁，没人出来给个说法。守候在外的家长按捺不住愤怒，打电话向当地媒体反映了他们的遭遇。10时左右，在媒体记者的监督下，周平和数十名家长代表来到兴宁区教育局质询，该局基础教育股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教育局向校方了解的情况是，已报名的地段生有68人，材料不全正在补办的地段生有16人，剩余的6个名额是为那些因故未能按时报名的地段生预留的。”

　　“谁能保证这些都是地段生呢？”家长们提出，必须公开报名学生的信息，才能服众。

　　一番争论后，兴宁区教育局决定，让几名家长代表亲自到学校查验新生的报名材料。当天中午，在鸡村第一小学办公室里，周平和另两名家长代表进行了分工，将已经报名学生的信息登记表，以及家庭户口簿、房产证的复印件等材料拿出来一份份地进行审核。

　　“哎，看来真没名额了。”一个多小时后，周平等人心情沉重地走出学校办公室。听到这个结果，等候在校门外的家长才各自散去。

　　看到周平仍不死心，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区内还有其他几所公办学校可以报名。按照教育局的指点，周平赶到鸡村附近的华强路小学澳华分校，招生老师要求他必须提供澳华小区的房产证才能报名；随后他来到鸡村第二小学，学校以他的暂住证不在附近为由，拒绝了他。

　　“当时澳华分校的老师建议我去他们总校报名，可华强路离得太远了，去了也不一定报得上，我也就没去试了。”周平说，他也想过实在不行的话，只能送孩子去附近的民办学校念书。可曾经做过乡村教师的他身上有股倔劲儿，“国家不是说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居民平等地享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吗？学校招生优先地段生的原则我能理解，可至少也该给我们一个排队的机会吧！”

　　在周平的争取下，兴宁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答应他，等8月5日他可以再去鸡村一小问问，也许还有机会。

　　为了不错过一个月后的报名时间，周平特意在手机日历项中设置了闹铃提醒。8月5日，他按照之前学校留给他的号码打过去，可始终无人接听。他请假跑到学校去问，学校负责人告诉他，地段生还没报完呢，让他过一段时间再等通知。

　　“我估计没什么希望了。”周平感到有些沮丧，但又不甘心。此后，每隔几天，他都会打电话到学校问问报名情况，“还没开学，就不能放弃”。

　　8月24日，离开学只有一周了，周平突然接到鸡村一小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把材料送过去，可以给他的孩子进行新生注册。递交材料时，学校负责招生的老师突然抬头对周平说：“上个月那么多家长来报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

　　留守还是随迁的两难选择

　　除了在城里挤破头地报公办学校，周平原本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让孩子轻松地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但那样做的代价，是让孩子回到乡下老家，成为一名留守儿童。

　　对这个进城打工多年的中年男人来说，留守儿童这个词，不仅仅是媒体上的热点话题，更是他生活中一段真实的伤痛感受。

　　2002年，由于学历不达标，周平被村里的中心校清退后，离开了教师岗位，和妻子一起远赴深圳打工。孩子出生后，一直由农村老家的母亲帮忙照看。每年只有春节，周平夫妇才能回家跟亲人团聚，孩子长到3岁，还认不得爸妈的模样。

　　在深圳打工的日子里，每次想念孩子了，周平就会打电话回家。听到父母的声音，孩子没有任何的激动，反而表现得有些冷漠。

　　“有几次打回去，无论我怎么哄他，可电话那头总是静悄悄的，就是不跟你说话。”周平说，挂上电话，他失落极了，第二天一整天上班都没心情。

　　周平还记得孩子3岁那年春节，他特意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包礼物，挤了10多个小时的长途车赶回家。跨进家门，母亲高兴地招呼孙子，“快看，你爸爸回来了。”可孩子定定地看着这个突然来访的“陌生人”，眼神很茫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几秒钟后便又转过身去看电视了。

　　“当时我妈就跟我说，你们不要去外面打工了，赶快回来，要不然孩子以后性格成什么样都不知道。”周平在心里默默地发誓，再不让孩子离开身边了。

　　这一年春节过后，村里一个留守儿童家发生的悲剧，让返厂上班的周平夫妇痛下决心马上回来。当时，村里有位老人带着7岁的小孙子去河边洗菜，一扭头，老人发现孙子掉到河里不见了，连忙跳下河去救人，结果一老一小两个人最后都没有上来。

　　“转眼间，自己最亲的两个人都没有了，出去打工就是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很快，周平辞去了月薪近3000元的工作，回到广西南宁，把孩子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在他看来，虽然挣得少一点，但是离家近一点，可以天天见到儿子才是最重要的。

　　刚把儿子接到身边时，周平发现儿子很怕生人，性格有些孤僻。幼儿园老师建议他说，孩子不爱跟人说话，作为父亲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一有时间，周平就会带儿子逛公园、逛商场。经过3年多朝夕相处的生活，现在6岁半的儿子终于逐渐变得活泼开朗了。

　　“在外面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周平的这句心里话，正成为越来越多进城务工人员的共识。

　　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日益突出

　　和绝大部分居住在鸡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相比，周平是幸运的。在这个红砖楼林立的城中村中，大部分外来租户最终都没有等到公办学校的报名通知，只能将孩子送到附近的民办学校就读，或者送回老家上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人员对下一代教育的日益重视，使得近年来，国内不少大中城市，每到6月底、7月初中小学报名的日子，常常会出现外来务工人员为送孩子读公办学校挤破头的状况。今年6月30日，在南宁市民主路一所小学，进城务工人员家长为了给孩子报名不惜接力熬夜；同日，南宁市江南区南乡小学（公办）只有60～70个外来务工子女的名额，却迎来了260多名家长报名。

　　流入地的教育资源接纳性不足，对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不断提出挑战。

　　兴宁区教育局基教股工作人员蓝春姬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往年鸡村第一小学都是可以安排一二十名随迁子女入学的，但随着今年学校附近的金禾湾小区、畅春湖小区等几个大楼盘的落成入住，地段生人数明显增多，留给随迁子女的名额就更少了。

　　鸡村在兴宁区属于城乡接合带，由于靠近快环，交通便利，加上周边房价相对较低，近年来新落成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不断增多，虽然新建了华强路小学澳华分校等公办学校，但远不能满足适龄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需求。

　　“鸡村附近有的开发商把住宅楼建好了，却没有按要求配套建设学校，加上历史原因造成土地权属关系复杂，政府在划拨教育用地，处理一些教育欠账时存在不小的困难。”兴宁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对于鸡村本村居民来说，这几年外来人口的急剧膨胀，是他们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以前村里全是平房，现在密密麻麻盖满了楼房，一栋楼租出去，多的能住一二十户人。”鸡村村委会副主任宋纪说，他家是从2007年开始有外地人上门求租房子，短短5年，鸡村的外来人口就达到3万多人，数量是本地常住居民的10倍。而鸡村一小总共只有12个班的编制，满打满算一个年级能容纳两个班100人，公办学校的教育设施跟不上，所以外来的租客给孩子报名一年比一年难。

　　宋纪房客的儿子也是今年上学，开学前那名房客跑来问他，能不能帮忙想办法把孩子搞进鸡村一小？宋纪苦笑着说，他儿子也是今年读一年级，就算是本村人也得提前去报名。“你说就那么点名额，安排你儿子进来，把谁踢出去合适呢？”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