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美国纽约，由华侨组织组织的街头步行募捐活动。

南美华侨在抗日捐款凭证上注明“作长期抗战军需之用”。

　　“2015年8月25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第六场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介绍了华侨华人在抗战中所做的重大贡献。

　　何亚非表示，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华侨华人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回国参军杀敌、积极参与驻在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其中，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中，抗战期间，海外侨胞以义捐、义演、义卖、侨汇、认购国债等多种方式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筹措军费，对补充抗战军费、填补财政逆差、支撑战时经济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当年的统计，华侨捐款总计超过13亿元，侨汇达到95亿元以上，占当时中国军费的43%。当时海外华侨有800万，其中400万曾为抗战捐款。同时，他们还积极地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各类救国公债达11亿元，占国民政府战时公债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些公债战后没有偿还，实际就是捐款。侨胞们还积极投资国内的经济建设，创办了适应抗战需要的企业，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

　　侨胞发动赈款，捐赠方式丰富多采，有私人自由捐款、团体捐款、常月固定捐款、各种义卖活动以及公债等。南洋华侨筹款会曾制定各种筹捐赈款办法细则，其中列出捐款方式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劝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戏球赛捐、舟车小贩之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等。概括地讲，捐输可分三种，即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

　　月捐领衔华侨筹款

　　特别捐，多半是侨胞中最有钱的人参加，一次特别捐，最多可出到几十万元之巨。常月捐是一种长期固定的捐款，筹赈总会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东爪哇泗水月认定国币15万元，苏门答腊月认国币6万元，缅甸月认国币30万元，越南的常月捐国币将及20万元等等。各地区动员各机关社团工厂商店职员，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捐出自己薪金一部分，一些地方的救亡团体还派员调查各华人商店薪水之多寡，来确定月捐数量的标准。从最大的实业家、银行家，直到工人小贩都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历史记录下了他们的业绩。

　　“在南洋，谁没有缴纳筹赈会的月捐，谁的襟前就没有月捐牌，各报就会把他的大名登载出来。无论是劳动阶级、薪水阶级，按人息缴5%以上的月捐。从抗战开始至今(1941年4月)，没有间断。陈嘉庚先生全部精神花在筹赈工作上，最近且卖掉了仅有的饼干厂来偿清他老人家每月认缴的600元的月捐，各州府、各山巴，为了负责筹赈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南洋看得很平常了。”

　　在菲律宾，最先是由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领导着各种救亡工作，“菲岛侨胞对祖国经济之援助，尽过最大的力量，他们的捐款是长期性质的，各机关社团学校工厂商店的职员，他们都乐意拿出20%的薪金贡献国家。虽然近年由于生活程度高涨，减为10%，但整个捐款之数量只有增无减，因为募款方法虽没有限制，但并不是没有组织。例如一般资本家的捐款，较过去就又增加了一倍。”

　　此外，缅甸华侨每月自动认定月捐及特别捐;暹罗华侨好多商店都有组织的按月抽薪水5%;香港最初没有赈筹会组织，月捐起步较晚，至1938年底，每月月捐总计2万余元;美国华侨从抗战第二年起，制定出严密的长期捐输办法，即每人每月限购公债5元，折合当时法币70元。

　　抗战筹款也可以有声有色

　　月捐带有强制性，因为这是衡量一个人爱国不爱国的具体标尺，所以比较容易实行，但这只是筹款的一种方法。捐款声势最大、也颇有成效的办法是义卖、卖花、举行游艺会等。

　　义卖内容广泛，各行各业都卷进这一浪潮。报贩义卖、油条店义卖、专供苦力吃食的小贩摊义卖、音乐会义卖、篮排球赛义卖、书法义卖、孙中山画像及抗战将领像义卖、旅行船票义卖等等。

　　义卖是1939年4、5月间由香港传到新加坡的。义卖花受到无比欢迎，好多商店门前插着以几十元、几百元买来的一朵花。每个花篮起码售价叻币5元，多则50、60至500元。女工、女理发师、妓女、女佣组织了卖花队，每逢节日便到街上去劝买，有钱的人都热心捐助。

　　只要是为了祖国，任何活动都会获得成功。武汉合唱团在陈嘉庚的帮助下，在马来西亚等地演出60余次，获得10万元。金山、王莹所率领的新中央剧团为扩大海外抗战宣传，协助侨胞救国工作，特出国长征，曾在香港及越南两地举行多次大规模筹款义演，宣扬抗战戏剧，救济祖国难民，成绩卓著。

　　华侨极为喜爱名画，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1938年底接受印度诗圣泰戈尔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曾在新加坡等地举行画展，将其全部收入50多万元，如数捐助难民，华侨大受感动，更加踊跃捐输。

　　义卖运动由香港传到菲律宾马尼拉，由马尼拉立即扩大到菲律宾各省县。理发一次千元，常常一顿几角钱的饭，可卖到5元到10元，一包花生米可卖到20、30元，一个面包20元，一碗炒面50元。华侨店员救亡协会所主持的牛奶义卖，在短短的四天售得国币1万余元。国防剧社为慰劳前方抗战将士义演国防名剧《凤凰城》，在三天之内动员全社社员售券得菲币1500元。义卖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神圣的事业，以此成绩惊人。

　　每次捐集数目都超政府预算

　　据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日一则消息说，美国侨胞捐款救国从购公债及汇回救济、购机、购药等款，已达美金500万元，约合国币1500万元，平均每一侨胞约捐国币250元。加拿大侨胞约捐300余万元，古巴、墨西哥、中南美洲等地侨胞，约捐100万元，共合国币1200万元。总计全美洲侨胞赈款捐款，已达国币2700万元。

　　中美洲华侨人数较少，惟捐献并不落后，秘鲁筹款的办法，以演戏为大宗，每月举行两三次，并由各热心侨胞捐赠物品，售券开彩。此外还举行月捐、展览捐款。墨京侨胞有力捐款者仅500余人，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938年成立以来的16个月，举行义捐一次、劝募公债7次、筹款救济伤兵难民5次，并为广东筹款购机、劝募“七七”节食费。举行黄灾一日捐，还举行救灾奖券等，平均每月筹款一次，总计筹得墨币18万余元，平均每人约捐170元之巨。

　　各地华侨在征募寒衣、医药、车辆、飞机等方面也不遗余力。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主席丘元荣，平日热爱救国工作，自抗战军兴后，主持筹捐事宜，兼任该埠筹赈会主席，出钱出力。他自己已捐数10万元，1940年又发动印尼华侨捐献金鸡纳霜丸，获得595万粒，计装119箱，寄香港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祖国。旧金山华侨捐助医药助华会美金12.5万元，办理赈济事宜。

　　关于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回顾这场战争时说：“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亦曾屡屡致意海外华侨，云：侨胞自“抗战以来，输财出力，贡献特多”，“在任何一种出钱的事，总是特别踊跃，自动输将，不但从无一次的推诿，而且从无一次冷淡过，每次捐集的数目都超政府预算”，“是一万分的对得起祖国”。

　　(高文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