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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日 赵文斌

 我们卫生防疫队6月初踏上北川擂鼓镇，吃，一直是队员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问题。

 自从道路打通后，供应线基本保持畅通，吃的基本原料不仅没有大的障碍，而且是完全计划供给。你说我有钱可以买点自己想吃的菜吗？人民币不好用。所有米、面、菜、佐料由擂鼓镇统一调配，凭条子到指定地点领取，当然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们的厨房设在一顶帐篷里，下雨天放下四周的链子，天晴就卷起来基本成露天的了。案头是找来的木头垫起来的，再铺上一层塑料纸，居然平整而干净。有一次有人从后方带上一块很大的砧板，切菜的问题也解决了。厨具虽然简陋，但基本一应俱全，大铁锅大铁铲竹刷子，大钢盆洗菜又装菜，乱七八糟的碗，长短不一的筷，抽油烟机就不要想了。营地唯一的一个家电，是周围一户居民借给我们的他自家一时用不上的电冰箱。挖个不深的洞，把液化气罐放进去，接上两个独体的煤气灶，就可以生火做饭了。

 我们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防疫人员在擂鼓镇保持35人左右，分别来自北边的辽宁、东部的上海、南方的广东和中西地区的四川，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每天我们除到村落开展消毒杀虫任务外，各地区各留一个人下来做饭。都说我们上海男人会料理家务会做小菜，是精品男人，其实如今的中国男人都被训化得相差无几，也就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只要看看各路男人们挥舞着铁铲和菜刀的熟练程度，就会相信此言不虚。当然也有不同有争议，上海人说辽宁人切菜前没洗刀，辽宁人说广东人盐放少了，广东人说四川人油放多了，四川人说上海人黄瓜切小了。接着就有人声称自己是三级厨师，就在大家准备仰慕时，又有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二级。但都口说无凭，为避免争议，维护擂鼓镇菜坛的安定团结，大家一致推举四川的司机蓝飞机为师傅，蓝飞机之所以称为蓝飞机，是因为他车开得特快，像飞机一样。其他人一应为徒，徒弟不分大小，只有听师傅裁决的份，这才平息南北菜系在擂鼓镇引发的争论。

 只是偶尔蓝飞机不在，难免会有一些乱，而一次意外令我们上海人在擂鼓镇菜坛的地位不保。端午节，有领导到擂鼓镇慰问，来到营地时，恰好蓝飞机出车去了。我们队的副队长章琪留守做饭，领导随行的女士们见此景，咂咂有声的感慨道：“上海男人就是好！”医学院毕业的章琪立刻精神大振，挥舞着手中的大刀，那刀法真是神了，犹如手术刀，上下翻滚，左一刀右一刀，看得人眼花缭乱。只可怜了那鸭肉，死了被烤了，烤了还要被凌迟了。女士们拿起相机对着章琪连连拍摄，闪光灯下得章琪劲头更足，只是在家从来都是老婆指挥下按部就班，现在没有了主心骨不免乱了方寸，急忙操起对讲机，大声呼叫在村落里的我们：“我要做鸭，要不要放油？是用大火还是用小火？”让旁边其他地区的兄弟听到了，大大破坏了我们的形象，从此我们在擂鼓镇菜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各路英雄汇聚擂鼓镇菜坛，可谓好戏连台，尽管每顿只是两菜一汤，甚至于汤有时都没有了，但照样花样翻新不断。土豆烧黄豆、冬瓜炖黄瓜一点不稀奇，青菜可以炒白菜，配料是生菜。尽管谁也不会承认这是本地区的传统菜肴，但都愉快地接受了，因为就这些原料。偶尔可以加个菜，一个罐头或者几包榨菜、萝卜干之类的。

 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用塑料布搭起棚子里，纸箱当桌子，拉出几张行军床作凳子，坐不下只好有人站着吃了。现在到了雨季，就有从头顶上掉下来的雨落在碗里，避之不及。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哪里的头顶不漏雨，索性不避，吃快一些就是了。

 地区不同，口味自然也大不同，但吃相一样的，绝对的大刀阔斧。这时候辽宁人发现上海人也不那么精品了，大碗装得满满的，胃口奇好，而且还生吃大蒜头。其实也不难理解，背着60斤的药水走村串户近十公里，汗流得衣服湿透，一天下来，饭量增加了三倍也就一点用不到奇怪了。至于生吃大蒜头，是因为这东西可以消毒，在这个地方很管用，辣出点眼泪根本用不着那么忸忸怩怩的小资了。而上海人才发现馒头比米饭好吃，吃得有劲。想想也有道理，要不然，北方人总比南方人长得高大些。不过，一馒难求，不是没有材料和工具，而是没有时间。一天，下大雨，只能在帐篷里休息，我们队的陈建宁终于有机会一展他多次吹嘘的馒技，把塑料袋戴在头上当帽子，挽起袖子一口气做了五百多个馒头，只是他一一送给了北川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营地旁边的群众和辽宁的兄弟们，我们没有吃上一个，每个人泡了一碗方便面。每当我们深深思念馒头时，总会说起这档子事，但决没有怪他的意思。

 米饭吃得太多，就有人开始担心会不会发胖，回到上海时不好交待呀，来这里执行任务的，长胖了算什么？有一次终于看到了一杆称，一称都稍稍瘦了些，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接下来的日子，继续活照干，饭照吃。